●“依法纠错”是对的，但什么叫依法？什么叫错？每个人的认识就不一样，有些案子你认为错了，他认为没错，怎么纠？实践操作起来不是简单的问题。

　　●对于“知错不改”，杜绝的根本方法还是完善和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只要有非法证据嫌疑的证据就不能当证据用。

　　●错案相对比较多的情况下，多考虑纠错更有必要。当然，强调纠错不意味着不追责，但在方式上应当更严谨些。

　　访谈嘉宾 田文昌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知错不改”主要因为害怕被追责

　　1、新京报：最近，念斌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耗时八年，被告人被法院四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又被上一级法院多次发回重审、不予核准死刑，最终却被无罪释放。媒体采访时，念斌案律师张燕生感慨说，“现在中国这么多冤案得不到改正，就是因为知错不改。”为什么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知错不改”现象？

　　田文昌：这个案子我有所了解，之前张燕生律师也请我论证过，案子指控的证据很薄弱，可以说基本没有什么证据，认定犯罪甚至判处死刑太离谱，改过来是对的。

　　说到“知错不改”，其中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害怕被追责，如果承认自己查错了、诉错了、判错了，是要被追责的。除此之外，还有司法理念的问题，比如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等基本原则不能贯彻落实，有些法官的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他甚至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此外，还有案外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压力等。

　　2、新京报：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多次强调坚持严格依法纠错，就是对那些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必须裁定进入再审，对确实侵害了当事人实体权利的生效裁判，要坚决予以纠正。为何“依法纠错”不起作用？

　　田文昌：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没有错，但关键还是要看讲了之后如何落实，因为落实到具体案件上就不那么简单了。

　　3、新京报：明确规定也没用吗？

　　田文昌：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实践操作中的准确界定。“依法纠错”是对的，但什么叫依法？什么叫错？每个人的认识就不一样，有些案子你认为错了，他认为没错，怎么纠？实践操作起来不是简单的问题。

　　纠错重要，防错更重要，现在的司法观念不改，机制设计不改，不仅“知错不改”的情形会继续下去，而且还会继续出现新的错案、冤案。

　　4、新京报：你所说的机制不改，具体指什么机制？

　　田文昌：比如司法观念问题，能不能真正贯彻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原则；比如司法独立审判受到限制、干预，能不能彻底清除；比如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刑讯逼供能不能得到遏制，能不能有配套的救济措施，能不能明确规定凡是有刑讯逼供嫌疑的供述就不能当证据使用。因为从目前来看，绝大多数冤假错案都形成于非法取证，是逼出来的，打出来的。这些问题都应当进一步引起重视。

　　多重视律师意见，悲剧很可能会避免

　　5、新京报：目前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已进入试点阶段，突出特征就是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独立审判权逐步得到重视，这种情况下，“知错不改”的问题会不会更难解决？

　　田文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独立审判是防止案外干预、权力干预的一种有效机制设计，但独立审判本身也不能说就一定不会出问题。独立审判的前提是一定要实现真正的独立，然后是要加强监督。不能法官只有权力没有监督，实践证明，任何没有监督的权力都要出问题。

　　对于“知错不改”，杜绝的根本方法还是完善和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只要有非法证据嫌疑的证据就不能当证据用，这是一个关键的制度设计。只有规则明确了、具体化了，才能划清楚对与错的界限。

　　还有就是必须发挥律师的作用，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6、新京报：怎么保证律师作用的充分发挥？

　　田文昌：律师是控辩审三方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方，如果把律师边缘化，就难以保证司法公正。律师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国家民主法治程度的标志，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律师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对律师的错误定位，对律师的歧视。比如《刑事诉讼法》，搞了很多的修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理念，但是缺乏保障性条款，没有救济措施，最终导致这些好的理念难以得到落实，甚至会流于形式。机制设置不到位，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数一数目前暴露出来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律师都竭尽全力做了无罪辩护，如果能够多重视一下律师的意见，这些悲剧就很可能避免。否则，悲剧还会继续发生。律师的作用一旦被削弱，法律的天平就会失衡。

　　7、新京报：你还提到舆论监督的问题，如何理解？

　　田文昌：舆论监督应该是没有限制的监督，舆论应当有自己的立场和独立性。当然，在舆论监督与独立审判的磨合期内，自由的舆论监督可能会有负面效应，但这是正常的，不足为虑。要实现司法独立审判就必须有舆论监督，这是毋庸置疑的。

　　一味地强调追责，可能会影响纠错效果

　　8、新京报：从监督到救济，如何在制度设计上细化体现？

　　田文昌：首先是立法上的设计，就是程序上的设计，光有规定还不够，必须要保证落实。比如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必须严格规定，凡是违反正当程序获取的口供一律无效，包括非法取证、应当出庭的证人不出庭，监所外提讯，拒不出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等问题，都必须得到彻底解决。最有效性的手段就是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口供要一律宣布无效。

　　其次，要明确律师的地位，重视律师的作用，保障律师的权利实现，给律师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条件。重要的是，对于侵犯律师权利的做法应当有明确的规制，对于不能充分行使辩护权的诉讼活动在效力上应当受到质疑。

　　第三，是要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必须排除权力的干扰，真正落实去行政化、去地方化。

　　9、新京报：对于法官害怕被追责而选择“知错不改”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田文昌：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场合多次谈到过，要注意一个客观效果的问题，知错就改对很多人来说都会有阻力，所以我们要创造条件尽量减少阻力，鼓励大家能够知错就改。就是说追责的制度设计要慎重，不能因为追责过于严格、怕被追责，而将错就错、一错到底。纠正错误和追究责任，两个代价相比较哪个更重要？

　　10、新京报：这样不少人会质疑，如此一来是否对那些制造错案者过于宽容？

　　田文昌：我一直主张对于纠错和追责而言，纠错永远是第一位的，当二者有冲突时，应当是宁可不追责也要纠错，而决不能相反。所以，如果对于追责的制度设计更加科学，更加理智甚至相对宽容一些，在客观上会营造出对于纠错的有利的环境。

　　如果一味地强调追责，反而可能会影响纠错的效果。所以，我认为在现在错案相对比较多的情况下，多考虑纠错更有必要。当然，强调纠错不意味着不追责，但在方式上应当更严谨些。有些时候，比如徇私枉法、刑讯逼供等明显严重违法的情形，一定要追责，而有些是因为认识问题，水平问题，可能就不一定非要追责那么严厉。

　　新京报记者 高明勇 实习生 杨臻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