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链互保链断裂再引民企“跑路潮”

　　企业主受困三大心结：无知、无策、恐惧

　　记者 黄深钢 张和平 杭州 温州报道

　　上半年以来，各地反映企业资金链、互保链断裂导致民企业主“跑路”事件持续频发，对区域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主不断“跑路”？如何避免类似事件一再发生？《经济参考报》记者回访2011年温州“跑路潮”中的多名影响较大的“跑路回归”企业主后发现，企业主“跑路”的直接诱因是当时不知该如何处置突如其来的巨额债务挤兑而产生的极端恐惧感，“无知”、“无策”、“恐惧”是三个关键因素。

　　企业主建议，社会舆论要广泛宣传如何化解债务危机的办法，政府、银行、民间债权人和企业亟须创建四方信息沟通机制、搭建债务处置平台，让企业主先解“心结”，再解“债结”，引导风险企业走出困境，不至于因企业主习惯于“人间蒸发”而给当前的经济环境留下更多隐患。

　　“无法还清债务的压力让我几次想死”

　　“那时候整天胡思乱想，不知道怎样还钱，也不知道债主们会怎么对付我，内心充满极大的恐惧。我真的被逼疯了，好几次都想去跳楼。”

　　记者三年跟踪调研发现，大多数民企业主是因资金链、互保链风险爆发，债务无法及时偿还而导致“跑路”。回顾他们“跑路”的心路历程，“无知”、“无策”、“恐惧”是三个关键因素。

　　近日，记者在温州市独家采访了3年前“跑路”美国、后被劝导回归的民营企业主胡福林，深入了解到其“跑路”的真情。2011年9月21日，身背20亿元巨债的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债务突然隐身出走美国，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跑路潮”标志性事件。

　　胡福林坦诚相告，自己有绿卡，在美国有不少朋友，一些人出主意叫他“走为上”。

　　“那时候心里有一颗‘苦毒’的结，不知怎么解开”。胡福林说，“当时每天都有一拨又一拨的债主坐在我办公室逼债，待到凌晨两三点钟都不肯走，我实在受不了。银行又骗我，把一笔好不容易从民间借来的几千万元转贷‘过桥’资金给收了。我束手无策陷入绝境，人快崩溃了，只好迅速脱身。”

　　而此前的10几天，浙江奥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孙福财安排公司300多名员工集体去雁荡山旅游，然后趁机“金蝉脱壳”。当时他共欠银行和民间借贷2.6亿多元。

　　孙福财回忆说，“当年公司发展很快，而当时银行利息很高，放贷速度又很慢。我们想快速上马扩建二期工程，就开始走民间借贷。我们一开始也是临时借钱，后来明白这是吸血鬼，沾上了就甩不掉。本来公司盈利还好，但后来连利息也还不起。债权人来逼债，把公司设备都搬走了，我无路可走不知如何应对，只好跑路。”

　　“平时我抽一包烟，在上海躲债的时候每天都抽两三包。”孙福财说，“那时候整天胡思乱想，不知道怎样还钱，也不知道债主们会怎么对付我，内心充满极大的恐惧。我真的被逼疯了，好几次都想去跳楼。”

　　民企债务风险进入高发期

　　“这么多人来找我，使我也感到深深的忧虑，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出同样的问题？有些危机他们是不肯跟政府、银行和媒体说的，所以不少潜在风险未必被政府统计到。”

　　调研中，胡福林、孙福财及多位温州银行界人士预判：温州资金链、互保链风险已经充分暴露，未来形势不会更糟糕。但值得警惕的是，温州作为民营经济“风向标”，正反问题往往先行先显，其风险往往比别的地方先暴露，因此要注意其他地方的“双链风险”仍处于矛盾积蓄期，同时也是处置风险的最佳应对期，亟须加强关注。

　　首先，温州“双链风险”已基本浮出水面并有所遏制。近4年来，温州既发生几十起老板跑路事件，也有10多名老板因无力偿债绝望跳楼自杀。胡福林从美国回来后，当地政府和银行、法院等部门协力支持信泰集团资产重组，胡福林在成功引入战略投资人后，一方面保留集团旗下的“海豚”品牌眼镜恢复生产，一方面将新建的厂商两用房“退二进三”，借助“中国鞋都”产业优势，将之改造为总面积16万平方米、国际一流档次的鞋革综合市场。胡福林“绝处逢生”的案例给了不少遭遇危机企业主实实在在的信心。

　　从面上看，温州银政企积极联手，“双链风险”已基本浮出水面，金融风险有所遏制。该市全年银行贷款总额7200亿，已化解不良资金391亿元。温州银监分局统计显示，目前温州市重大风险担保圈有28个，涉及信贷金额507亿元，分别比年初下降了5个和111亿元。“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市场信心逐渐恢复，企稳态势显现。”温州银监分局局长助理梁剑锋说。

　　其次，温州周边“双链危机”产生新的金融风险不容低估。去年以来，上海、江苏、福建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浙江省的绍兴、诸暨、杭州、萧山等地也出现多宗因企业欠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而陷入危机的事件。就当记者在胡福林办公室采访时，来自福建的三名民企业主正在“问计”胡福林处理债务良方。胡福林说，因为自己久病成医，有出走又回归应对危机的经验，这3年多来，不仅浙江多地经常有老板来找他咨询、讨教，连江苏、福建等省也时有老板找上门请他“指点迷津”。“这么多人来找我，使我也感到深深的忧虑，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出同样的问题？有些危机他们是不肯跟政府、银行和媒体说的，所以不少潜在风险未必被政府统计到。”

　　据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最新监测，上半年浙江全省共监测到出险企业761家，同比增加494家。截至6月末，不良贷款率1.96%，虽比5月末下降0.17个百分点，但比年初上升0.13个百分点，金融潜在风险不可低估。

　　化解债务危机须先解开“心结”

　　一些银行界人士进一步建议，虽然也有不少人没“跑路”，但他们对债务消极应对甚至转移资产逃避责任，对这些企业主也需要采取多种手段，先化解企业主“心结”，再逐步解决债务问题。

　　在孙福财、胡福林等民营企业主看来，不少“跑路”事件源于对债务处理的无知、无策和恐惧，亟须各方畅通沟通渠道、共商解决办法；一些银行界人士进一步建议，虽然也有不少人没“跑路”，但他们对债务消极应对甚至转移资产逃避责任，对这些企业主也需要采取多种手段，先化解企业主“心结”，再逐步解决债务问题。

　　一是政府牵头搭建多方沟通平台。“来我这里的老板应该对债务问题摊开来说，而有些话他们碍于面子、名声和惧怕后果而不肯跟政府、银行和媒体说，结果越闷在心里越误事，甚至失去了解套的良机。”胡福林表示，从这个层面来看，政府仍需未雨绸缪，提前搭建跨部门、多方联动的沟通平台，创造“敞开心扉”的环境和机制，先解决如何引导出险企业有路可找、有话愿说的问题。目前，温州、杭州、绍兴等地成立了政府化解风险企业专门机构，但不少地方仍缺乏沟通机制。

　　二是化解和打击“两手硬”。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多家驻温州分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发现不少企业主采取转移资产、“改换门庭”等办法恶意逃废债，然后将已无资产的出险企业实施倒闭、破产，导致银行吞吃死债、烂债苦果。“面对这些恶意行为，银行很难阻止，只有依靠政府和公安等部门严加监管、打击，否则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欠了银行债务的老板们换个公司照样过得很潇洒。”

　　三是积极发挥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促使危机企业了解政策，树立信心，杜绝跑路蔓延。相关人士认为，企业主“跑路”问题，既有个体风险控制能力低、诚信意识淡薄的原因，也有舆论环境不良等客观原因。“有些本来资质差的企业老板跑路，舆论一哄而上夸大处置难度和风险，导致其他出险企业对解决问题没有信心”，胡福林说，相关部门应该构建良好舆论环境，引导、鼓励企业主把困难摊开来寻求社会各方共同妥善解决，而不是施加更多负面压力否定他们，导致“结”终成“瘤”。

　　“跑路潮”加剧银企信任危机

　　记者 黄深钢 杭州报道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浙江企业资金链、互保链危机频现，民营企业群体内部长期建立的信用体系受到较大破坏。记者近期在浙江采访了解到，尽管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的不利因素在逐步消退，但受制于银企关系持续紧张的“死结”未解，已经影响到企业、银行等各方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亟待引起重视。

　　“跑路潮”重创银企关系

　　以民营企业为主要经济支撑的浙江，在发展过程中曾长期得益于浙商群体自身的诚信传统和良好的银企关系。但记者近期在杭州、温州、绍兴等地调研发现，银行和民企之间关系已从“蜜月期”步入“紧张期”。

　　“信用，曾是我这代浙商最美好的回忆。”温州眼镜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回忆说，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温州，企业家刚开始做生意，互相借钱几十万，就放在编织袋里拿走，连数都不数。“后来企业有了出纳、会计，相互资金往来就正规一点，但打一个电话，一天之内借个上千万也没问题，连借条也不用写。”

　　但在2011年9月，曾因资金链断裂，身背20亿巨债无力偿还的胡福林出走美国，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跑路潮”标志性事件，此外，各地也不时出现民营企业主出走事件。尽管胡福林经多方劝解后回国并致力于企业重组、慢慢还债，但他坦承，当年温州企业主的“跑路潮”，为当前银企关系陷入僵局开了恶例。

　　在温州，记者对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及浙江本省的台州银行、温州银行等多家驻温州机构的负责人采访了解到，各银行普遍对民营企业感到“忧心忡忡、顾虑重重”。建设银行温州分行一名负责人说，“尤其是眼睁睁看到一些欠债不还的企业主，将资产转移到亲戚名下后，任由企业破产也不还债，个人照样潇洒生活，我们都快气死了，还拿他没办法。”

　　“2008年后一段时间，银行追着企业放贷款；2011年以后一段时间，企业求着银行放贷款；最近来看，银行对民企到了又怜又恨的地步。”农业银行温州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银行前两年的利润就拿来填这几年的不良贷款了。”

　　银企之间破碎的信用关系直接影响到信贷质量的下降。统计显示，当前浙江不良贷款“双升”态势令人担忧：截至6月末，全省不良贷款余额1356亿元，比年初增加157亿元；不良贷款率1.96%，比年初上升0.13个百分点。从企业看，新增不良贷款多集中在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不良率分别较年初上升0.4和0.37个百分点。从区域看，新增不良贷款主要集中于宁波、绍兴、温州和金华。

　　银企“互不信任”危及实体经济

　　记者调研发现，当前，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信用体系受到破坏后，已经对金融市场各方、企业信心、实体经济等多方面带来不利影响，亟待引起重视。

　　在不良贷款持续攀升、资金链担保链风险持续影响下，浙江原有良好的市场信用体系遭到较大破坏，不仅银行与企业之间互不信任，银行之间、企业之间也互不信任。温州市政府今年4月专门下发文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同进共退”行动，目的就在于协调不同银行采取一致步调；绍兴诸暨市实施逃废债“黑名单”制度，通过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定期向社会公布当事人姓名、住址、未偿债金额等信息，并限制他们的高档消费和出行，也在当地产生了强烈反响。不少企业主感叹，过去“一个电话借几百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现在借几万都难了。

　　此外，受各种逃废债、抽压贷等负面影响，企业融资成本、市场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令各级政府出台的扶持企业政策难以产生实际效果。

　　企业家信心明显不足。不少企业反映，相比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企业困难“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局面，当前企业面临的则是“温水煮青蛙”式的煎熬。处于持续“紧”环境中，一些企业想转型升级，但没有好的方向或技术、资金支撑，面临“不敢转、不会转”的困境；一些企业不投资不扩产，处于蛰伏观望状态。

　　不良资产清收遭遇法律困境

　　“信心重于黄金”如今已成市场共识。一些地方政府、企业主和银行表示，当前浙江银企各方关系成为下一步发展的症结，关键就在于缺乏有效、快速处置出险企业不良资产的良好手段，亟待多措并举攻克难点，进而加强市场预期管理，约束企业不良行为，让银行和资质好的企业逐步恢复信心，最终促进金融市场稳步健康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输血、造血功能。

　　从现实来看，出险企业不良资产清收转化仍存在法律层面和操作层面的重重困难。如一些刑事、民事交叉类案件在程序上因需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且涉及法院、公安(经侦)、政府(处置小组)等多个部门，一方面不良资产清理清收和风险化解内外部压力大，一方面司法进度缓慢，且加之借贷类案件数量庞大等因素，导致不良贷款处置周期漫长，也给了企业恶意逃废债、转移资产的时间和空间。

　　温州银监分局建议，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和监管部门必须要进行必要干预，尤其针对帮扶后的企业存在恶意逃废债、转移资产等违法行为，需要政府加强事后监督管理，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此外，一些银行负责人建议，受困于司法处置流程较慢，银行希望通过转让、以物抵债等手段加快处置进程，但面临的税收等压力较大，希望有关部门给予必要的税收政策等配套支持。

　　从企业角度来说，当前银企关系紧张，直接导致市场呈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一些自身条件较好的企业也受困于互保链、资产缩水等影响而面临危机。当地一些企业家建议，政府可通过建立转贷资金池、重新评估厂房土地价值等方式，“让资质不错的企业能缓过这口气，可以活下去，就是给市场最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