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时事圆桌

　　本期嘉宾

　　南开大学教授 付洪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 黄迎虹

　　南开大学博士 陈盛荣

　　四会市社科联委员 唐德鑫

　　香港孔教学院院长 汤恩佳

　　云南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范德伟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甘满堂

　　松田学院思想政治理论部讲师 陈婞

　　解放军理工大学教授 刘淑萍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陈奉林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邵小萱

　　主持人：南方日报记者 李劲

　　策划统筹：郎国华 罗彦军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之际，一场名为“罪与罚：关于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侵华战争暴行的道德与法律思考”学术研讨会于8月15日至16日在广州、四会举行。由暨南大学、四会市六祖寺主办，暨南大学中印比较研究所、哲学研究所承办的这场学术研讨会，从“中日关系与世界和平”“日本战争暴行的根源：文化反思和历史回顾”“认识日本：道德、评价及其他”“对日本战争罪行与侵略历史的法律清算”等四个方面，对血腥的日本侵华史进行鞭挞，为当今中日关系和东亚和平发展寻路。

　　来自海内外的百余名学者、大学教授和媒体人士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广东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教授，四会市六祖寺方丈释大愿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与会人士的发言理性、平和，具有建设性。

　　 中日要避免关系“世仇化”

　　付洪：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回避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对亚洲国家造成的伤害，歪曲、否定甚至美化日本侵略历史，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依旧是亚太格局的强力影响者之一，中日关系还会在很长时间内受到“美国因素”的制约。处理中日关系需要“大手笔”，其关键为在美日之间的博弈中找到符合中国利益的“战略平衡点”。

　　历史证明，中日两国民众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了解与互信，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从而构建面向未来友好的中日关系。

　　黄迎虹：和缓的中日关系，一如中美关系一样，事关中国能否继续维持和把握住战略发展机遇期。这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形成良性互动。

　　中日两国不仅要在战略上共同努力，实现和平共存、共同发展，还要在文化上走向良性互动的道路，以避免两国关系的“世仇化”。

　　陈盛荣：当前中国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仍需保持冷静，不能被个别国家的挑衅或“激将法”所蒙蔽。只有国家强大了，任何人、任何国家才不敢轻视或欺负你。

　　唐德鑫：在经济上，当前日本许多激进国粹主义经济学家都主张“经济雁行模式”理论，认为在中日经济竞争过程中，中国会不断地超越并最终代替日本的地位，这引起了日本政界相当一部分人士的恐慌。上述日本政经界人士因此极力渲染“中国势力膨胀论”，并从各方面竭尽所能地遏制中国的发展。

　　在安全战略方面，日本由于其岛国形态，特别关注海洋方面的国家利益。当前中国各项实力不断增强，也令日本一些人惴惴不安。由于日本对华的种种偏见，日本政界的错误解读，导致了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

　　因此，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实的角度看，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在日方，其根源在于日本基于历史而形成的畸形文化形态和民族心态，国家体制及地缘战略，以及延续至今的“冷战”思维等。

　　日本侵略罪行需要道德清算

　　汤恩佳：日本人喜欢“怪力乱神”，结合日本特殊的生存环境，使日本长期存在着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因此，日本人在发动侵略战争之时，犯下了违背道德原则的累累罪行。

　　日军在侵略战争中表现出的残忍性、破坏性、残暴性，以及对生命的罔顾和杀戮，对人性、人类尊严、正义等基本人类准则和国际法的践踏，都是空前绝后的。日军的暴行违背了东亚的价值观，需要从道德角度加以深刻清算。

　　范德伟：在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累累，罄竹难书。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南京大屠杀。日本在战略上故意美化其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使其暴行“争议化”，造成了侵华日军逃避战争法规约束的错误认识。在侵华战争中遭遇中国顽强抵抗时，日本又提出所谓的“摧毁中国战斗意志”战略。日本的“摧毁中国战斗意志”战略，简单说，就是制造战争恐怖。侵华日军的无区别空袭，大规模杀戮，为达到战争目的不择手段，为的就是令中国军民对战争产生恐惧感。

　　甘满堂：日本国民具有全民信教的特征，90%的国民都信仰神道教，神社文化具有很广泛的社会信仰基础。日本明治政府利用神社的广泛民众性、鲜明民族性和与皇室的紧密关联逐步确立起国家神道体制。靖国神社原属于国家神道，在二战前为日本军国主义与对外侵略服务。我们需要警惕日本的右翼势力企图利用靖国神社来复活国家神道的政治野心。日本政府高官“拜鬼”是从更高层面美化其对外侵略战争。

　　陈婞：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其根植于深层日本文化，经历漫长的发展历程，有着深远而丰富的思想渊源。从岛国意识中发芽的侵略意识，结出武士道之恶果，最终在国家政治系列的推动下，发展为日本近代完整的军国主义理论，指导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二战之后，虽然军国主义政治体制、军事体制等外在制度都已消亡，但是以文化、宗教等为存在方式的军国主义思想渊源在日本不会消失。这就为我们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至今不死、日本不能彻底反思历史的深刻原因。这也提醒我们，必须从防止作为军国主义思想渊源的众多思想文化极端化的方向入手，才能找到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方法。

　　各国共同遏制日右翼势力

　　刘淑萍：从今年开始，对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的祭奠上升为国家公祭，并成为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这不仅仅是民族、国家乃至世界历史的记忆，而且对中华民族近代史的反思、对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对中华民族如何屹立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民族之林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对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行为，不能只靠谴责和抗议，必须有本民族和国家的理性认识与伦理认同，也必须有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平等且互相尊重的“生态伦理观价值”（而不是抽象的伦理普遍主义），才能还历史以公正和正义。此举更有利于联合国际社会进步力量，共同遏制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共同抵制其对亚洲安全的新威胁。

　　陈奉林：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因日本天皇而得到充分的发挥，数以百万计的日本国民被引向战争的灾难。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十几年间，日本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与策划，或是得到天皇的批准，或是由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作出决策。裕仁天皇对日本侵略战争负有直接责任。

　　邵小萱：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规模之大、受害人数之多、手段之残忍，已满足了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中关于国家不法行为构成的两大要件：可归因性（归因为国家行为，既包括国家行为，也包括代表国家行事的人或实体的不当行为）与非法性（违背国际义务）。所以日本理当承担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法律后果与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