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孝的离奇强调成为对纯朴之孝的埋葬，把人推向作秀和走极端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的开篇令人惊悚。如此决绝，是基于对孩子的深爱。在鲁迅看来，文言文的僵化灌输将儿童天性摧残殆尽。

　　读鲁迅会发现，凡提到孩子，他“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的柔情一面就会显露。《狂人日记》最后一句是“救救孩子”；《阿长与山海经》中怀念长妈妈，“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如此诚挚，是因为她对一个孩子念念不忘那本绘图《山海经》的在意，对儿童天性自然而然的理解，在自己回家探亲时特意寻找，让少年时的“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震悚起来”；小说《孤独者》中冷眼观世的魏连殳，房主的孩子们，总是互相争吵，打翻碗碟，硬讨点心，乱得人头昏。但连殳一见他们，却不再像平时那样的冷冷的了，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

　　所以，“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基于这种渴望生动形象的天性，配有图画的《二十四孝图》就吸引了他。“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今天有人诟病鲁迅对二十四孝的否定，但他对此的态度其实是分层级的。判断的标准为是否自然可行，是否矫揉造作，是否违反人性。他最反对的是“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子路负米、黄香扇枕，这些是自然和可行之事；陆绩怀桔，稍显做作，有作秀嫌疑，让人感觉不适和不快；哭竹生笋和卧冰求鲤把孝推到了与自然对抗的难度，尽管人们也多半明白只是寓言般的强调，但它在度上推向极端，就让鲁迅嘲笑和反感了；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的公然反自然，让自然为孝作出牺牲，鲁迅最为厌恶。

　　鲁迅有篇写于1919年10月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的态度很诚恳：“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了乖剌的种子。”

　　细想一下，中国的伦理将“孝”作为一种必须强力灌输和强制推行的责任和义务，也许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这或许是因为古往今来由于人性缺陷的主观因素或者是短缺经济的客观因素，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因亲情而有孝心？或者说在根本上人不会因父母的养育亲情而自然形成孝心？或者说只有少数人会形成，普遍的还必须用强力灌输和强制推行来教育养成？或者说自然形成的亲情之孝还不够，还必须用外在的强力灌输和强制推行来强化方有效果？

　　无论如何，由于“十景病”作怪，一定要整出“二十四”来，于是就东拼西凑、胡编乱造、无中生有、越言越奇，最后成为已没有真诚之愿而只有吓人之事的异化之物，对孝的离奇强调成为对纯朴之孝的埋葬，把人推向作秀和走极端，这正是《老子》所言“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