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洛杉矶8月15日电（记者薛颖）中国政府已提出，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对地方的考核“不唯ＧＤＰ论英雄”，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类似做法。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早在2008年就提出，应用新的社会发展衡量指标取代ＧＤＰ，以更广泛地反映社会和环境改善情况。英国首相卡梅伦曾在2010年一次会议上表示：“我们不能只盯着ＧＤＰ，而不顾国民是否幸福。”他甚至责令国家统计局局长制定一套衡量“国民总幸福”的方法，以了解国民的心理状况和对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

　　在美国，罗伯特·肯尼迪早在1968年就呼吁减少对ＧＤＰ的依赖。2012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出，ＧＤＰ等一些政府经济数据并不能完整地反映许多民众正面临的艰难时刻，“我们应寻找更好和更直接的指标来衡量民众的幸福度”。

　　从北美国家加拿大到亚洲小国不丹，从社会经济学家到政府，世界各地早已不乏对“超越ＧＤＰ”的探索。有人甚至提出：“ＧＤＰ已经死了。”

　　如今在西方，提起ＧＤＰ，一些人心中五味杂陈。在人们记忆中，ＧＤＰ增长，就业率会提高、投资会增加、生活会更好。但ＧＤＰ增长早就越来越难。

　　美国、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越来越多国家出现这样的现象：即使能做到ＧＤＰ小幅增长，但与此同时无法摆脱的噩梦是政府债务大幅增加。无怪乎一些国家开始慢慢把ＧＤＰ“晾凉”。

　　ＧＤＰ是否已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峙禄共灰欢āＶ辽僦灰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它就还有拿来让人们反思的价值。

　　《幸福经济学》作者马克·安涅尔斯基在书中写道：“ＧＤＰ理想的经济英雄是一名癌症晚期的大烟鬼，他正打一场昂贵的离婚官司，他因为一边开车一边大嚼汉堡包还一边打手机造成了一起20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他的所有行为都为ＧＤＰ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

　　安涅尔斯基同时指出，这名“英雄”的很多所做所为虽然按其导致的消费和生产的金额被计入ＧＤＰ，但对社会进步确实没起到任何促进作用。

　　从衡量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角度，人们早已认识到，ＧＤＰ增长与否并不是合适标准。过去40多年中，一直有人试图找到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指数，能取代ＧＤＰ，更好地反映人们生活的改善。

　　1972年，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发明了“经济福利尺度”（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1989年赫尔曼·达利和小约翰·柯布、克利福德·柯布父子又研究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后来1995年，克利福德·柯布研究出“真实发展指数”（Ｇｅｎｕｉｎ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这些新型指数的特点包括：扣除国防开支因素、把对环境的破坏因素考虑进来，有的还增加了志愿者服务、犯罪率、休闲时间、公共设施年限等，有的在政府和行业统计数据中加入了社会调查。

　　这些新的社会发展衡量指标在部分国家的地方政府得到小范围应用，也有的国家政府参照这些指标体系研究制定自己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但目前还没有一套能被世界各地广为接受和普遍应用的指标体系。

　　克利福德·柯布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任何一个反映社会进步的指标体系来说，本土文化因素很重要。它必须是在这个社会原生的，能代表最广泛的民众意见。”

　　从对ＧＤＰ高速增长的自豪、骄傲，到敢于提出“不唯ＧＤＰ论英雄”，中国勇敢地迈出了转变的一大步。然而，“不唯ＧＤＰ”之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我们的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呢？在克利福德眼中，这可就要看中国人自己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