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洋 马梅若

　　各银行出台举措降低服务收费只是缓解了企业融资的显性成本，而隐性成本或许才是部分企业真正的无法承受之重。因此，将金融领域的反腐持续深入下去，解决企业融资过程中的隐性成本问题，当属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一环。

　　近期，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关部门、金融机构等多措并举，切实为小微企业融资“减负”。对于企业而言，这些“减负”措施固然是利好消息，但是各种迹象显示，在显性成本之外，更令小微企业头痛的可能是一笔难以言说的支出———好处费。

　　事实上，好处费大大推高了小微企业融资的隐性成本，其背后往往与各种金融腐败相关。近些年，以“市场化”为名、走“程序化”过场但实质颇具隐蔽性的金融腐败在小微企业融资环节屡见不鲜。

　　十八大以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领域落马高管有数十人，仅银行系统就有20余名行长级高管落马。

　　比如近日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安徽省农发行原副行长操良玉，检察机关指控其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审批贷款收受好处382万元。检察机关称，2003年至2013年，嫌疑人操良玉所收的近半贿赂来自安徽省安庆市江花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在贷款事项上获得帮助，该公司法人代表储某多次向操送现金。又如今年6月受审的农行原副行长的杨琨，根据庭审记录，杨琨先后收受财物3079余万元，其中包括价值40万元的红木家具以及某开发商为取得项目贷款送给杨琨的重达数公斤、价值约120万元的金条。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在信贷依然属于相对稀缺资源的背景下，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处于弱势地位，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则居于强势，这种不平等关系容易滋生银企交易潜规则，即部分大权独揽、签字权在握的银行高管向贷款需求迫切的企业索取好处费。也就是说，各银行出台举措降低服务收费只是缓解了企业融资的显性成本，而隐性成本或许才是部分企业真正的无法承受之重。因此，将金融领域的反腐持续深入下去，解决企业融资过程中的隐性成本问题，当属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一环。

　　首先，必须完善法人治理制度，健全相互制约的内控机制。尽管经过商业化改革后，银行内部控制、信贷流程等都已趋于完善，但即便如此，部分银行分支行行长手中的一支笔权力依然过大，信贷审批权和垄断权力的高度集中滋生了市场上的寻租行为，助长了腐败之风。要削减贷款过程中的“灰色成本”，银行等金融机构必须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制度，健全相互制约的内控机制，借此约束相关管理人员不透明活动和灰色行为，使贷款分配的权力和责任透明化，从银行内部完善贷款审批体系和行为监督管理。

　　其次，必须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必须切实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降低融资成本的会议精神，从综合治理的角度多措并举，确保小微企业有资可融、渠道通畅。有资可融意味着今后货币当局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加大支小的再贷款、再贴现力度，落实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定向货币宽松政策。渠道通畅则要求有关部门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目前，由于刚性兑付神话仍未实质性打破，市场无风险资金价格水涨船高，导致社会融资成本的飙升。要根治这一现象，仍有赖于金融改革的推进。

　　再次，司法机关需尽快完善有关法律规定，通过国家强制力规范和约束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高管行为，用立法手段严惩贷款环节的金融腐败现象，防止部分人利用法律规定疏忽之处谋取私利。例如，通过建立金融机构管理人员的任后审计制度、完善外部权力监督体系，避免信贷权力被滥用，并在问题发生时能够尽快通过合理合法的流程来追溯当事人责任。

　　最后，监管当局在加强监管同时，也可发动社会公众的力量监督金融机构贷款行为，利用社会的舆论场对贪腐等违法乱纪、有悖道德的行为施加压力。当然，整个社会的诚信风尚建设需要旷日持久的努力，因此必须及早推动公民诚信体系建设，从意识上根除官员权力寻租的基础，从文化约束上弱化借款方对贷款灰色环节的惯性，从权力保障层面将监督金融机构的力量交给社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