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以最低工资标准维持三年产假的设想，仿佛是对母职的“廉价收购”，恍然令人想起曾经传说的“妇女回家论”、“女性阶段性就业论”，让人担心克减妇女就业和社会参与平等权的阴影闪回。

　　将女性产假延长至三年，由社保支付生育津贴或财政出资保障，北京市一位人大代表的这份建议，得到的回应却是女性直言“休不起”，在《新京报》的一篇评论中更被视为“权益幻想”。

　　三年产假，在当下会导致歧视恶化

　　一个基于良好愿望提出的建议却多被质疑，这背后的问题是：针对某个人群的特殊保护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实惠。直接而言，保护措施需要配相应的保障和监管措施，保障解决资源出处，让国家、企业和个人合理负担相应的成本；监管杜绝用人单位为回避保护的法定责任而实行歧视。

　　由此审视三年产假建议，未免纰漏多多。对比很容易发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提供这么长的带薪产假，瑞典产假经常被作为典范提出，但瑞典父母共享的带薪产假也只有16个月。而瑞典拥有的社会福利优裕、性别相对平等、国家鼓励生育这几个条件，我们尚不都具备。和北京市社保或财政的总规模相比这笔支出可能不多，但相对于仍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福利水平，这一设想仍显奢侈。

　　其次，在妇女的生育歧视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再加大生育保护力度，只能导致歧视恶化。歧视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保护，有些人说保护加大了用人成本，其实正因为企业可以回避保护责任，才导致相应的用人成本被外部化。所以歧视畅行的实质原因是缺乏全面而有力的监管，在这种环境中用人单位不歧视就是“吃亏”，歧视才符合经济理性。目前看来，广大的婚育期女性，特别是其中的市场化就业者，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口惠，而是解决既有的歧视，甚至是不再有为找工作而提供“不孕不育证明”的辛酸自嘲，不再受“生育惩罚”，仅此而已。从这个角度看，人大代表对女性的厚爱和对政府的敦促，都没有触及要点。

　　作为福利的“男性产假”也要保障

　　至于长期而言是否将某个人群的社会角色固定、限制和弱势化，是特殊保护所需的敏感的考量。照顾并非女性专属的能力和责任，孩子出生之后，除了母乳亲喂之外，好像没什么事务不能由男性承担。可在当下社会，母亲与照顾者基本画了等号，结果是很多母亲因此收缩职业计划甚至退出就业：2010年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城镇25-34岁有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在业率为72.0%，比同年龄没有子女的女性低10.9个百分点，不在业的女性人口中，有40.5%在家料理家务，而相应的男性比例仅为7.1%，做家庭主妇和尽享亲子之乐可以是个人选择，但被迫困守家庭却暗藏个人和群体发展的种种忧患。

　　因此，虽然三年产假建议基于对母亲辛劳的同情而刻画，很多女性却并不领情。以最低工资标准维持三年产假的设想，仿佛是对母职的“廉价收购”，恍然令人想起曾经传说的“妇女回家论”、“女性阶段性就业论”，让人担心克减妇女就业和社会参与平等权的阴影闪回。这种政策思路，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框架中被称为“保护性平等”：基于既有的性别差异模式“关爱”妇女，实则让不平等固化和延续，好比关爱的糖衣丸，似甜实苦，让人不敢品尝。

　　生育本是社会贡献，这种共识已经严重空洞化，因为社会给予这种贡献的回馈太少：公共照顾服务严重匮乏，养育责任几乎完全被家庭化、私人化，也基本等于女性化。至于现代化城市的外表之下公共场所的种种不便利，只有哺乳室太少的问题还偶尔被谈论，其他很多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男性严重缺席于照顾责任，“奶爸”如同珍稀动物，所以，已经有人提出，更需要的不是增加女性产假，而是落实男性产假，这既平衡了性别负担，又可以缓解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但和女性产假类似，作为一种福利的男性产假，同样需要相应的资源供给和公平监管。

　　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既有现实性的需求，也有战略性的需求，将这两种需求联系在一起的眼光，才能推出经得起推敲及检验的公共政策。“拍脑袋”式的灵感，或许够吸引眼球，却不能取得公信。就三年产假建议而言，其本身可能还没有它所引起的争议有益，因为争议让人们更看清楚，改革的立足点到底应该在哪里。

　　□吕频（女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