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高收入国家是我国必须尽早完成的战略任务。原因有四：首先，只有成为高收入国家才能真正傲立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高收入国家未必傲立称雄，但游离在高收入国家之外肯定不能真正傲视群雄。据世界银行报告，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很快，但2013年还排名在全世界第94位。其次，中等收入阶段像是一个布满陷阱的经济发展泥潭，很多国家来到该阶段后都出现大幅减速甚至停滞，只有快速跨过去才能谋求未来的长远持续发展。再次，当一个国家未能在预计的时间内晋升至高收入国家行列时，不满和失望情绪就会蔓延，如果这个时间拖得太长，可能演变出政治波动。最后，只有晋级高收入国家后才有能力解决经济、社会、安全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当前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稀缺问题，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持无法真正解决。

　　我国过去30多年里采取的战略举措与自身条件以及所处发展阶段是相称的，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现已进入中高等收入阶段。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经济发展至该阶段时，可能面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当前我国有能力、有条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增长不能过早失速；二是无需过度纠结出口、投资、消费比重，应该关注各自结构优化。

　　“只要能够保证一定的就业水平，经济增速即使下滑到5%甚至3%都可以接受”的观点不可取。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于1997年前后告别低收入来到中等收入阶段，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560美元。未来即使维持人口规模不变，世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12616美元)也不变，在年均7%增速下晋级高收入国家也还需要10年时间，8%增速下需要9年。从国际经验来看，以这样的时间长度晋级高收入国家是合理的，而如果速度大幅下滑，则可能出现较大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保持一定增速的同时，须特别重视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间的关系，由外延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向内涵集约型转变。外延扩张型增长方式配合强大的政府计划能力容易形成快速投入和产出，从而大幅提高经济增速，有利于经济起步阶段的早期积累。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方式面临技术、资源、环境等一系列制约因素，不可持续。下一步应当主要依靠优化生产要素组合，通过技术进步、提升劳动者素质、提高资本、资源、设备的利用率来实现内涵集约式增长，降低单位消耗，提高产出增加值，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完成增长方式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变，是谁也无法逾越的。

　　为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升增长质量，须扭转各级政府片面追求G D P的做法，可以在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考评体系中纳入环境影响、创新性、投资效率等经济质量因素。

　　为了尽快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战略性跨越，必须保持“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都有足够的动力，当前不应过度纠结三者间的比例关系，重点是各自的结构优化。

　　首先，出口所扮演的经济增长角色不应被弱化。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过程中，出口在G D P中占比基本维持在30%以上，直到90年代初接近高收入阶段时才有所下降，而1997年后又重新开始大幅上升，到2013年高达54%。而巴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来，出口在G D P中占比始终没超过15%，然而却并没有因为“看起来合理”的出口比重而成为高收入国家。

　　更深层次分析，相对于调整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则更加重要。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过程中，实现了出口产品从劳动密集型和轻工业产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而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则长期停留在低附加值阶段。

　　其次，投资仍然具有战略地位，现阶段控制投资不宜过快过猛，不能盲目“去投资化”。消费增长是个“慢变量”，短期内刻意压低投资增速来实现所谓的消费占比提高，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失速。更重要的是，我国人口现状、城乡差别以及所处工业化与城镇化阶段，决定了当前需要维持一定的投资，其强度和比重不能简单比照发达国家。

　　相对于降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则更为重要。有的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简单地为了G D P而投资，没有实际的经济发展效果，还造成巨大的浪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厘清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界限，政府投资应集中于基础性投资以及引导性投资，不断退出市场已经成熟的竞争性领域，民间投资应当成为全社会投资的主体，并自担投资风险。

　　再次，在消费方面，不能简单观察比例数据，当前应主要关注消费结构调整。我国消费占G D P的比重约为50%左右，对整个经济的贡献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13年，韩国和日本的消费占比分别为67%和80%。但是提高消费占比并不能确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地区国家的消费占比普遍在60%以上，与高收入国家在同一个区间。阿根廷为82%，巴西更是高达85%。

　　短期内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转换成消费驱动，还缺乏必要的条件。提高消费是一项渐进战略，操之过急反而会对经济造成更大损害。

　　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谋求长远发展，在已经实现了温饱无忧的前提下，避免奢侈畸形消费，鼓励发展型消费，大幅提高居民用于文化、教育、培训、体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实现全社会人力资本的超常规积累。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