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峭壁》作者哈瑞·丹特看来：2014年世界经济将陷入大萧条，亚洲新兴经济体将纷纷跳下“人口悬崖”，像日本那样，“失去20年”，而美国欲触底反弹，要等到五年后。与以往全球经济动荡不同，这次我们将遭遇挑战：为挤干泡沫，房价可能下跌85%，2亿多刚刚城市化的人重返农村，债务压力使下一代人无力消费，危及整体秩序。哈瑞·丹特并不总是乌鸦，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砍掉政府那只乱伸的手。

　　人口波动决定市场波动

　　哈瑞·丹特出身于证券分析，以后从事咨询业。

　　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分析方式大体相似：他们会从纷繁的数据中找出“规律”，然后与市场外的数据进行比对，从而得出惊人的观点。

　　比如美国经济学家泰勒1926年提出夏季女性流行裙子长度也是反映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而1965年，摩尔首次提出“摩尔定律”，虽版本众多，却被业内奉为圭臬；弗里德曼提出过“麦当劳定律”，即任何两个开设麦当劳分店的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直到1995年北约轰炸波黑，该定律才被打破。

　　这样的分析方法有可能走火入魔，但哈瑞·丹特看上去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他发现人口波动与经济波动存在相关性，前者决定了后者。

　　高潮总在46年后

　　1897—1924年，是美国生育高峰，46年后的1942—1968年，是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期，而“婴儿潮”盛于1937年，1961年达到顶峰，而1983—2007年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相隔也是46年。

　　这是巧合吗？

　　不是。人口学告诉我们，人类经济行为具有周期性，通过对600种商品销量长期监测，可以看到：年轻夫妇平均26岁结婚，公寓出租量随之达到顶峰，因生儿育女，他们31岁左右首次置业，孩子十几岁时，37—41岁的夫妇会购买人生中最大的房产，孩子大学学费支出峰值出现在父母51岁左右，孩子成人并离家后，夫妇们53岁时会购买豪华轿车……41岁是借贷高峰，42岁时消费最多的炸薯条，而46岁是一生消费最高点。

　　这意味着：出生潮加46年，即为下一轮繁荣顶点。

　　当然，要考虑三层因素：首先，大规模移民也会带来人口快速增长；第二，科学进步可以打破这一周期，但它转化为生产力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影响不会马上发生；第三，人口寿命延长，会使消费最高点后延。

　　东方反其道而行之

　　人口增长为什么会带动经济增长？因为人口增加会带来消费增长，刺激生产进步，推动市场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给新技术应用提供更多的可能，可奇怪的是，这个过程在东方却被中断了。

　　中国读者可能对“马尔萨斯陷阱”更熟悉，即：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后者速度永远赶不上前者，最终，人口增长将吞噬掉发展的成果。

　　几何级数具有隐蔽性，比如一个池塘，荷叶每天增加一倍，30天后会将其全部覆盖，窒息其他生命，但直到第29天，我们都不会注意到危险存在，因为此时荷叶仅仅覆盖了池塘的50%。

　　历史上看，康乾时期，中国、日本和英国都出现了人口快速增长，可吊诡的是，高呼“马尔萨斯陷阱”的英国步入发展快车道，而以人口增加作为盛世依据的清朝反而落入陷阱中。

　　日本为什么会长期停滞

　　同样是人口增长，为何东西方结果不同？从日本衰退中，不难品出其中三昧。

　　战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惊人，被誉为“日本奇迹”。表面看，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居功甚伟，它帮助企业免于严酷的国际竞争，迅速壮大，从而在高附加值商品出口上形成竞争。但事实上，日本经济增长与人口激增紧密相关，只是移民制度严苛，使繁荣期略晚于46年。

　　换言之，政府不推动，繁荣也会到来，而推动的副作用却很严重：政府做了市场应做的事，当经济低潮来临时，如何收手？

　　被滥用的公权力不可能接受失败，宁可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曾经的错误，“量化宽松”就这样出台了，以刺激增长的名义，大量货币被投入市场。

　　其实，刺激消费的这一代人老去了，下一代人会长大，他们会带来新的增长。可麻烦在于，“量化宽松”使生活成本剧增，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只好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仅压抑了这一轮发展，连下一轮发展都被抑制了，虽然老一代人资本因此增值，可他们并不因此增加消费，财富被白白占用了。

　　要增长，就要接受通胀

　　翻开历史，日本式的衰退绝非个案，那么，为什么东方总是落入相似的陷阱中呢？

　　因为传统的治理方式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全感，人们不得不压抑消费冲动，“省吃俭用”被奉为美德，要增长，只能靠出口。日本、韩国、中国都靠别人市场来刺激自己的生产，代价是别人衰退，也会拉你下水。

　　在这种的氛围下，形成了东方人独特的市场观：通胀是洪水猛兽，政府要负责。这形成巨大的民意压力，逼政府乱伸“看得见的手”，可问题是，经济要增长，怎能不通胀？

　　人类从乡村走入城市，从多面手变成了职业人，在今天，我们不会自己修水管、做饭、裁衣服等，必须依靠别人服务，既然人的愿望不断增加，则通胀便不可避免，由于推动服务更加多样化。

　　在自由状态下，市场的创造力才能最大化，不错，市场带来了贫富差距问题，可今天再穷的人也不会回到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现代医药的时代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市场需要，才创造出来的。

　　警惕“只许增长，不许衰退”的误区

　　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往往不正视公共治理的短板，却总是拿市场来做文章，我们要求市场提供稳定、绝对平等、保障和治理的合法性，这其实是用牺牲未来换取暂时平安。

　　在东亚模式背后，有一个古怪的逻辑：增长说明领导正确，而衰退则是万恶之源，所以只能增长，不能衰退。当经济周期到来时，为推卸责任，只有将其掩盖。而掩盖手法，无非是加大政府投入，结果造成社会整体效率降低，由于政府在经济中比重越来越大，使集权度不断提升，不仅抑制民间创造力，还会将治理引入歧途。

　　政府能加大投入，因为它的负债能力无与伦比，可债总是要还的，要么剥削下一代，要么靠量化宽松来稀释——钱不值钱了，债也就相对少了，这同样是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

　　每次经济挫折，其实是淘汰旧生产力，为新生产力腾出空间，将多年积压的弊端集中释放，才能实现下一轮发展，不承认市场周期，靠欠债把问题拖下来，这或者正是“东亚模式”的死穴。

　　中国经济会不会步日本后尘？

　　在哈瑞·丹特看来，中国经济未来面临考验，由于激进的人口政策，下一代人消费能力下降，他们很难承担起发展之重。

　　虽然中国力推城市化，2亿多人将进入城市，人均消费因此增加4倍，可一旦世界经济萧条，出口受阻，他们能否在城市找到工作？会不会被高消费又逼回农村呢？

　　面对人口悬崖，日本跳下去了，失去了20年，那么，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哈瑞·丹特认为，过高的房价、过多的债务有可能让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当然，哈瑞·丹特的分析也不乏疏漏之处，比如将股市看成是中国经济的真实反映，忽视了巨大的地下市场与现金交易的稳定作用，这让本书多少带上危言耸听的色彩。

　　本书加入许多投资分析的章节，普通读者会感到枯燥。国内炒作哈瑞·丹特是“唯一未曾失准的经济预测专家”，未免言过其实，他准确预言过道指破万点、日本衰退、2008年金融风暴等，但也错误预言道指破45000点，闹了大笑话。

　　市场是超复杂系统，不能用简单逻辑概括，故对本书观点也应审慎对待。

　　□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