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在新京报举办的“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上，国务院参事、著名经济学家夏斌对中国经济形势提出了他的独到见解。他认为，政府在实施各种调控技术中，必须坚守就业稳定和不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大局。这既是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同样也是出于对社会和政治大局稳定的考虑。若确实能做到二者，即便GDP增速再低一点，改革步伐再快一点，也不可怕。

　　近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议论很多，其实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就是处于困难微妙的调整转折时期。

　　GDP增速从2010年一季度以来，已连续18个季度放缓；大规模的改革重新启动，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好的发展势头，但远不足以形成能完全替代过去增长的动能；改革红利的释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中过去多年积累的问题与风险正在逐步暴露；作为当前经济中关键变量的房市(价格与销售量)下跌与刺激房市政策重新启动已同时开始，情况错综复杂，稳增长和稳经济的压力很大。在此情境下如何分析形势？

　　“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表述是当前经济现象最为形象的概括，但是，“三期叠加”的表述仅仅是对中国当前经济“现象特征”的表象描述。至于“换挡”换到哪个挡位？“调整阵痛”表现在哪些方面？会阵痛到何种程度？以及更重要的这三者不同的动态变化相互之间又是如何互相制约与影响的？最后会对经济大势起什么样决定作用？以上“现象特征”的表象描述并不能清楚回答全部问题。

　　对经济前景不必过度悲观

　　目前，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容易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是过度悲观论，动辄断言中国经济“要衰退”、“硬着陆”和“崩溃”等；另一种是盲目乐观论，看不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真实困境，只是简单地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历史平均增速的数据进行外推，断言增速“筑底”之后还会年复一年持续过去那样的增长。

　　笔者认为，首先不必过度悲观。经济增速下行是经济内在逻辑发展调整的结果，适度地调整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成长，尽管现在增速在下行，我们看到产业需求区域结构分配等指标都出现比较好的势头，资源环境成本在减少。而中国在前五大经济体中，如果能够继续保持6.5%到7%的增长，相对而言仍然是绝对的高增长，这样一种中高速增长意味着对中国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的逐步解决提供了进一步的财力支撑。虽然前期经济的“超级繁荣”确实在银行体系内建立了一些问题和风险，但是目前的银行体系已经有所准备，今年三季度末，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93%，有近2.5%左右的拨备覆盖率，意味着银行体系已经有了不良资产增长的准备。

　　另一个不必悲观的理由是三十万亿的优质国有净资产，这是中国经济防范经济大震荡的本钱和巨大的财力保证，也是美国危机以来，美国、日本等政府羡慕不已的中国政府的调控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当前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是心中有数的、是居安思危的，并且已经在悄悄开始逐步化解风险的行动。我们纵观历史，让经济出现危机甚至崩盘的往往不是其他，而是首先来自于政府的侥幸判断和错误认识。比如2007年次贷危机前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就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不平衡，当时美国学界争论，认为美国经济问题不大，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息，才产生了百年一遇的大危机；而中国经济从危机以来，对系统性风险并没有麻痹大意和乐观，当前的三期叠加的判断，主动进行调整深化改革的行为，是对中国经济不必过度悲观的最基本的因素。

　　防止债务链断裂蔓延是当务之急

　　但与此同时，也不能过分乐观。中国2009年以来巨额的货币投放还在对当下经济的运行带来深刻的影响。若以货币供应量M2衡量，2009年至2013年5年内货币供应高达63万亿元，超过1949年以来前59年47亿的货币供应。如此之多的货币已经在各个行业、领域中铺开了数以万计、几十万计的项目投资，形成了金融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长链。

　　当前，国际需求萎缩、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减少、一些企业濒临破产倒闭，部分企业破产倒闭会开始引起银行对同类项目的谨慎放贷；或同类企业本身也会减少新的投资欲望，其效应再经企业间下游的连续发酵与传染，就有可能带来债务紧缩螺旋形冲击，形成整个经济的内生收缩，产生新一轮企业的生存危机。2014年8月的统计数据已表明，当期的货币供应和社会融资余额增速几乎没变，但工业增加值降幅吓人，已降到2009年初以来的单月最低点。这些周期现象正如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和哈耶克的信用周期理论所指出的，曾经的由过度货币供应所引起的经济“超级繁荣”最终必然会以经济的大震荡或危机来收场，从而才可能开始一个新的经济循环。

　　在当前，从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出发，若要聚焦讨论经济增速问题，关注的重点除了由就业所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外，不是其他，恰恰应是如何防止一系列债权债务链断裂现象的蔓延，这是当务之急，这是大局。

　　必须要看到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在增速下行过程中之所以还能保持经济较为稳定的态势，恰恰不是政府在盲目乐观、任市场发展，而是居安思危，考虑到“三期叠加”因素，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思维下主动出击，一边全面深化改革，一边在货币调控、投资、房地产等领域采取一系列行政干预政策。可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政策干预，也许更大的问题早已出现了。

　　因此，我们既不必过度的悲观，同样也不能盲目乐观。正确的态度应是谨慎乐观：从趋势看是乐观的，但这是建立在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及政府采取恰当的调控技术基础上。

　　对未来谨慎乐观前提是具备“底线思维”

　　谨慎乐观是有条件的。当前的中国经济，如果任市场自然发展，政府不去作为，经济硬着陆是必然的。但是若一味采取总量刺激政策，忽视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不准备忍痛付出代价，那只是拖延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时间而已，其结果同样是危险的。怎么办？不能走极端，要走中间道路。而两者之间的“度”又怎么把握？换句话说，政府要有作为，又不过度作为，如何基于底线思维有作为且会作为？

　　何谓底线思维？美国政府尽管不用“底线思维”这个词，但是在危机中其货币政策的底线意图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围绕影响社会稳定的就业率目标。于中国国情而言，底线思维可以在回答“三期叠加”现象描述背后的疑问中展现：

　　经济增速换挡期，换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增速要下来。我们能容忍的底线在哪？笔者认为，一是稳就业，稳住社会能容忍的较低的失业率；二是稳风险，在经济增速下降中允许一些企业破产出清，但不能引致传染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两者说到底，均为确保社会的稳定。

　　调整意味着什么？意味要深化改革。要改革必然应直面风险暴露并带来的阵痛。那么改革速度底线在哪？底线在“部分阵痛”，但不能因阵痛加剧而引致“生命危险”，也就是不能引发国家的全局性、系统性风险。譬如资本账户开放改革，当国内诸条件不成熟，且资产泡沫风险犹在，如果一下子完全打开资本流动大门会引起中国经济的混乱，那么该项改革只能是“部分阵痛”，渐进推进。又譬如土地制度改革，在其他财税改革和条件还未充分准备前提下，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短期内若全归农民，会引起中国经济甚至是社会的混乱，则宜徐图进之，不能冒失求快。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消化过剩产能的底线是什么？全国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缩水，金融可以去杠杆，企业可以破产，但是不能让当前的经济增长对就业有剧烈的冲击，也不能应部分企业债务问题连锁引发全国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和经济危机。换句话说，对业已存在的风险，只能用时间换空间，力争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去慢慢消化，而不能用危机式的、休克式的方式去消化。

　　说到底，底线思维是什么？就是政府在实施各种调控技术中，必须坚守就业稳定和不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大局。这既是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同样也是出于对社会和政治大局稳定的考虑。若确实能做到二者，GDP增速再低一点，改革步伐再快一点，并不可怕。

　　在今天国民经济遇到重大困难与转折时期，政府应是毫不隐晦，直面坦承，处理好改革(结构调整)、发展(经济增速)、稳定(经济与社会风险)三者间的平衡关系，这是关键。这一关键不取决于经济学上的泛泛讨论，而是取决于能不能对转折时期的经济形势有一个冷静、客观的判断，取决于对于“三期叠加”中的三个“现象特征”做到心知肚明。面对这些复杂的细节，要实施正确的调控技术，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形势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而其中细节正决定着成败。

　　(本文根据夏斌在2014年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因篇幅有限省略掉有关调控技术的细节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