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影响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判断。如果以20年计算，如今“重要战略机遇期”已快过去3/4，这期间国际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从伊拉克战争到乌克兰危机，从拉登被击毙到出现更难对付的“伊斯兰国”，从多国上演的“颜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从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从朝鲜半岛核问题到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中国面临和要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将会延长还是缩短，它的内涵又有哪些改变？伴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有关中国“搭便车”的论调，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和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也引起各国学者热议。近日，四位国际知名学者就“中国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话题与《环球时报》记者畅谈，阐述他们各自的观点。四位知名学者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列·季塔连科，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金砖国家”概念提出者吉姆·奥尼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兼职教授、世界银行驻中国前首席代表皮特·鲍泰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中国领导人清楚该关注什么和做什么”

　　环球时报：您怎么理解中国提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样的基本判断是否显示出中国领导集体的理性与智慧？

　　季塔连科：中国最近20多年的快速发展，是有效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结果。我从更深入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其中包括前期的历史铺垫。首先，苏联曾用所有力量巩固国防，与美国在军事、核导弹上取得对等地位，但同时也酿下大错，在国内发展、国家与民族福祉及文化提升等方面再也无力投入。苏联发生的危机被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用。此后，苏联内部结构发生崩溃，国家解体。其次，从全球角度看，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退出苏联阵营也为中国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局势。美国作为中国的伙伴，开始和中国在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进行合作。但我认为，美国不会将最先进的技术提供给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在向现代化迈进时总要落后那么几拍。中国意识到，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抓住机遇实现飞跃。从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所做的决定看，中国正在迈向创新发展之路。从邓小平到现在的政治领袖，中国领导层的智慧在于创造以及坚持利用好来之不易的机遇。

　　奥尼尔：我一直认为中国很特别，因为它是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雄霸全球野心的国家，它发展的立足点就是让13亿人民有更好的生活。中国也是“金砖国家”中唯一一个经济增长速度比我预想得还要快的国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应去关注什么和做什么。我理解，中国提出抓住重要战略期的一个关键点，是因为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但仍意识到国内经济面临很多问题。

　　环球时报：过去十多年，中国是否很好地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金灿荣：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很好地把握了机遇。从国内经济发展看，实力与日俱增。从国际上看，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还是稳定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还可以。

　　奥尼尔：实际上，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没有“分心”，专注完成自己的这项宏伟计划。

　　季塔连科：苏联解体后，中国是唯一把俄罗斯当成平等伙伴国的大国，这是中国领导层的智慧。中国同行曾说过：俄罗斯的危机是暂时的，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高素质人口，它曾经是、现在是、将来还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普京总统当政后，俄罗斯站了起来，俄中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更向前发展和完善了。也就是说，中国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让俄罗斯成为自己发展道路上的制约因素。

　　鲍泰利：中国强调的战略机遇期常与中美关系紧密相联系。在世界历史上，我们还没有看到两个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大国能在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的所有领域如此相互依靠。对美中和世界而言，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美中因战略不互信导致关系恶化，并发生军事冲突。

　　 坚持与大国战略合作，同邻国友好相处

　　环球时报：如果以20年计算，重要战略机遇期已快过去3/4，您认为，有哪些重大事件可能改变这个战略机遇期的时限？为什么？

　　金灿荣：我认为，在过去约3/4的“重要战略期”期间，有三件大事会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即“9·11”恐怖袭击、金融危机以及乌克兰事件。前两个事件让中国逐渐变得自信起来，从原来对美国的崇拜中走出来，开始走自己的路。金融危机也让中国经济受到损失，如出口受影响，外汇储蓄也有所缩水。但从总体上看，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当时需要中国帮忙，为此建立新机制——20国集团(G20)。G20的出现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发言权。乌克兰事件发生后，美俄关系至少5年内不会变好，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美国的力量，让它无法再全力以赴对付中国。而且，美俄双方在乌克兰事件上又都需要中国的帮助。但“机遇期”有一部分是客观存在的，更多的还是需要中国自己去塑造。所以这个机遇期的长短，还是要中国自己把握。

　　季塔连科：我认为，中国取得的一个成就是遏制住了美国从侧面对中国的打压。美国人和中国玩“游戏”时还总是微笑着，什么都好，但却从越南、印度，甚至借助俄罗斯的右翼力量想方设法制约中国。比如，俄罗斯国内有一股势力，包括一些媒体，总煽动“中国威胁论”，说“远东有上百万中国人威胁到俄罗斯的利益”。其实，出现这些论调都是美国通过一些基金会花钱办到的，在这方面它们不在乎付出。还有，美国在中国的新疆扶植自己的力量。

　　对中国来说，这种平静还能存在一段时间。要想把利好局面向后延长，中国就应和俄罗斯坚守战略伙伴关系，巩固和加强与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联合国的合作。当然，中国也没有必要和美国弄僵关系。美国人还挑唆日本、菲律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周边任何一个国家关系紧张，只会对美国有好处。

　　鲍泰利：我认为，相比中国国内的一些因素，朝鲜核问题、“阿拉伯之春”、复杂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美国“转向”亚太、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等外部因素，对中国领导人的认识与政策制定更为重要。在当今更为复杂(常常是动乱)的世界里，中国提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含义已不再那么明晰。对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来说，中国为应对诸多外部挑战，与美国和欧洲的合作会变得愈发重要。我真心希望中国和西方能联手，使朝鲜最终实现无核化，这个国家治理得不好，对其自身和整个地区都是危险的。“阿拉伯之春”后，中东进入一个极为不确定和非常危险的时期。因为中国和西方的多数石油从中东进口，当然也包括伊朗，所以美中应努力合作致力于该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环球时报：有学者认为，重要战略期对中国来说易失难得，稍纵即逝，您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季塔连科：中国的睦邻政策非常正确，任何同邻国的矛盾激化，只能对美国人有利。比如在南海，各方都应遵守中国与东盟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俄罗斯是越南的战略伙伴和朋友，朋友应直言不讳，有时旁观者清。我一直对越南朋友坦诚地说，你们建设越南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借鉴了中国的很多经验。如果越南想停止同中国的发展，把友好目标投向别的方向，那么它可以试试，但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美国还使用各种手段，包括网络技术进行意识形态、文化和信息领域的渗透和扩张，试图在中国内部挑起“战争”。从突尼斯、利比亚(的动荡)到新疆(发生的暴恐事件)，都有某些力量通过网络进行煽动，制造政治混乱。我对中国抵御外来信息渗透采取的措施给予正面评价。

　　奥尼尔：在21世纪的这十多年里，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有经济问题，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国际对垒。比如中国最近在香港问题上就遭遇西方政治和舆论的挑战。我认为，中国没有做错什么，因为中国是按照历史协议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中国在应对一些国际压力面前，最需要的就是坚持。此外，我最关注的还是中国如何解决城镇化问题，这也是最难的一项。比如，中国政府眼下花大力气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要让移动人口感到城镇化发展带给他们的是福祉，而不是压力。

　　鲍泰利：对中国来说，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和改革还必须是首要任务。但我也希望中国能不断在全球集体安全、亚太和中东地区和平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加强行动，有所推动。我认为，中国未来仍将国内发展作为首务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渐渐转向更多外部事务。

　　金灿荣：美国一直有种声音认为，中国在未来的政策要发生改变，在美国人眼里就是“咄咄逼人”。而这种政策改变是否适合未来发展，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现在还不好说。我认为，这是中国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另一方面，在之前的发展中，我们能学习和效仿的东西还比较多，但未来可以学习的样本越来越少，需要中国自己去创新，因此这个时期也会比较累。但我还是比较乐观地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是会非常顺利。

　　认为中国“搭便车”是美国的本能反应

　　环球时报：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不久表示，中国在“搭便车”，这是否表明，美国意识到中国正在抓住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

　　金灿荣：对中国提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我认为美国方面并没有认识到，美国领导人之所以认为中国“搭便车”不过是一种本能反应。美国认为中国利用了由美国主导所创造的全球安全环境以及经济环境，中国借机发展了自己，但美国却没有收到中国的回报。

　　季塔连科：美国人有一种“美国中心主义”思想，他们认为，其他国家都要取决于美国。美国的战略在于，不允许出现一个能对其形成挑战、形成竞争的国家。但现在这样的国家逐渐出现。美国政治学家，包括也是俄罗斯“朋友”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曾提出“中美共治”的想法。但中国领导层否定类似G2的构想。当然，有些中国朋友认为这个想法不错，挺诱人。其实，这是相当狡猾的试图把中国当工具、当“枪”使的理念，其中不会有什么平等。奥巴马总统的“搭便车”论断表面上有合理的成分，但要知道，中国在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不仅要捍卫地区层面的利益，也要维护全球的安全与稳定。中国已融进世界潮流中，那么只能顺着这个潮流往前走。很多事情，中国无法置身其外。

　　奥尼尔：我不认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关于中国“搭便车”的说法。中国的发展主要在于这个国家一直明白求实创新的重要性。举例来说，中国同其他“金砖国家”成立新的发展合作银行就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它不仅为“金砖国家”找到相互支撑的平台，也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提供更多机会。

　　鲍泰利：美国政治家过去常用“搭便车”一词批评欧洲盟友未能调动足够财政资源来支付自身防务，而将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以及在北约内的超强军力视为理所当然。我还听到美国政治家用这个词批评中国。换句话说，无论公正与否，中国有时看起来像是一个准备从国际社会索取多于为全球做出贡献的国家。我个人大体同意奥巴马总统关于中国“搭便车”的说法，我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更多地出于全球利益，而不仅仅是中国利益的更为活跃的全球领导者。但我同样认为，“搭便车”的批评常常言过其实。就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应记住，中国向联合国系统贡献了许多，如派遣大批维和部队。中国还是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许多国际机构的建设性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