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含义丰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什么是新常态的“先手棋”？新常态下我们需要解决哪些难题？哪些领域的改革将迎来“时间窗口”？学界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把脉中国经济温度，新常态的形象正在不断具化。

　　保增长还是调结构？

　　统计局近期发布的8月份数据显示，工业、电力、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出现回落。数据的波动，再度引发市场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热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通过计算提出，新常态下经济须确保7.3%的增速。

　　他认为，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增长目标来看，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平均应该7.3%。由于前几年增长比较快，所以从2014年到2020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6.8%，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就能翻一番。

　　第二个增长的目标是城乡人均收入翻一番。现在人口增长率0.5%，再加上6.8%，就是7.3%。那么，只有从2014年到2020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3%，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翻一番才能实现。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则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保增长，而是要促改革、调结构。所谓促改革，就是要通过改革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通过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使得结构逐渐恢复平衡。只有结构恢复平衡了，才可能有长期可持续增长。

　　他解释称，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结构调整时期或者叫转型期。由于过去积累了很多矛盾，造成经济结构失衡，所以导致近一个时期经济增速下滑，而且泡沫和经济风险的因素也在孵化之中。如果这些问题应对不当，继续维持过去一些老的做法，例如过分关注短期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扩张拉动经济，那么很可能造成更大麻烦。因此当前的关键是能否顺利进行结构调整或者说经济转型。

　　改革这盘棋怎么下？

　　“新常态”下的改革“先手棋”是什么？专家纷纷建言献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认为，新常态转入常态的经济，它是相对于我国2003年后不正常的经济增长而言的。收入分配制度、国企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城镇化建设改革是最重要的三个方面，而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

　　他还表示，收入分配制度如果不改革，贫富差别一直存在，中国的低收入阶层的积极性将很难调动起来，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也很难增长。他提到，初次分配最重要，初次分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民获得产权，并认为这个改革要继续进行。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则认为“城镇化”、“新一轮土改”和“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成思危说，中国进入了经济增长“7时代”，经济增速将在十年内稳定在7-8%，通货膨胀可控制在4%以下，就业人数每年可能达1000—1100万。

　　他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在2019年可能会突破8%，而2023年以后可能会进入经济增速6-7%的所谓“6时代”。这种“6时代”在成思危看来是一种经济新常态，因为“全面进入小康以后，我们会用更多的资源来追求更好的环境和生活，经济增长就不应成为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成思危还力挺“微刺激”。他指出，对于产能未过剩的新兴产业要给予“微刺激”政策的支持。

　　经济新增长点在哪儿？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是新常态的一大重要表现。

　　他指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有三个。第一是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第二是各种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的升级，这也不可能是线性的、平稳上升的，一定会出现波动，这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是居民消费，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是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他同时坦言，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波动。

　　专家还认为，新常态下的金融风险也需高度警惕。

　　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认为，进入新常态需解决过度融资问题。中国应该下决心进行去杠杆，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在他看来，进入新常态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是过度心态。从宏观上看必须承认，我国的经济增长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是过度的，我国的企业从银行的融资是过度的。

　　他表示，要正确看待银行信贷的功能和作用，办银行有明确的资本充足率约束，办企业也应该将本求利，不能总是希望通过做无本生意，完全靠借钱企业就能发展，就能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