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能源国企董事长被曝年薪超百万，多地从高管薪酬“下手”，陆续出台国企改革方案。金融和银行业部分高管薪酬的削减幅度可能高达50%！从昨天到今天，这样一条消息被广泛传播。虽然到目前为止它的真实性还没有达到印证，但它的关注度如此之高，从侧面说明央企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引人瞩目。

　　以能源行业为例，在河南某煤炭企业的一名煤矿工人，一年最低的收入是2-3万元，而据一份最新统计的“能源央企高管薪酬排行榜”，排在第一位的中国神华总裁凌文，年薪为159.56万元，第二位中煤能源董事长王安，年薪150.6万元；第三位冀中能源副董事长、总经理祁泽民，年薪为111.81万元。这样算下来，这些能源国企老总们的年薪，相当于这位煤炭工人的年收入的好几十倍。

　　国企老总的高薪酬并不仅仅是他们广为社会诟病的原因之一，一些国企高管打着职务消费旗号，在衣食住行玩等方面享受特权，奢侈消费，频频上演“不落腰包的腐败”。从近期纪检监督部门和媒体公布的情况来看，所谓“职务消费”的种类五花八门：为领导班子成员配备公务接待消费卡，在机场设立贵宾厅，超标配备公车，奢华接待宴请等等数不胜数。他们腰间的爱马仕，手上的伯爵表，以及到哪都讲排场，要豪华的形象，几乎深入人心。国企老总似乎成为了特权甚至腐败的代名词，一次次挑战着公众的神经。

　　针对这些问题，各地目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给出了答案。上海、北京、广东等多地已明确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方案中提出，将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企领导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和业务消费。此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提出，要真刀实枪推进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将对国企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目前已有上海、甘肃、山东、江苏、云南、湖南、重庆、天津、四川、湖北、江西、山西、青海、北京、广东等省市明确出台了国资国企改革方案。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国企领导人员薪酬和职务消费监管问题，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认为，关键是要实现阳光分配。

　　石磊：通常讲的职务消费其实都是进成本的，最后不是进交易费用，就是进管理成本，这两项都是进入企业财务总成本的，因此管理起来相当困难，这里面极有可能导致挪用公款。常常有很多看起来是职务消费，实际上背后就是腐败，比如那些非法消费，甚至赌博。像这种情形，要想有效避免的话，我们就要把高管薪酬纳入到体制内来，这叫透明化，这叫阳光分配。

　　而对于国企高管的薪酬问题，石磊提到两个关键词：法人治理结构和社会资本。

　　石磊：未来改革的方向针对央企、国企，首先，要想真正对高管人员的收入水平有所限制，那么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而不是徒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就很重要。尤其是薪酬委员会，针对高管人员的薪酬比例要有一个法律依据，要有公司规章，要有监督。第二，央企、国企要想打破一股独大的垄断行业性质，就必须引入社会资本，让更多私人资本、社会资本能够进入到过去一直被国企垄断的行业，借此将企业的资源多元化。社会资本介入就有可能为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和有监督的工资薪酬分配体系提供一个基本的制度保障。

　　各地出台的国企改革方案先从高管薪酬下手，有哪些深意？政策在未来推进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叶檀认为，从高管薪酬下手，主要是为央企改革建立正确的薪酬激励体制，使央企和国企朝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努力。

　　经济之声：各地出台的国企改革方案中都强调要严格规范国企的不合理收入，对负责人职务消费进行监督，这次国企改革从高管的高年薪高消费入手，有哪些深意？

　　叶檀：从高消费、高年薪入手，主要是为央企改革建立正确的薪酬激励体制。国企、央企的运行成本高，中间的徇私空间很大，导致这些企业行政化色彩非常浓，已经偏离了企业的本质。这一次的改革，就是要理顺这个关系，使得央企和国企朝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努力。

　　经济之声：是不是也有一种以儆效尤的意味在里面？

　　叶檀：所谓以儆效尤的话，我们要看具体的案例出台，到底会怎么处理。这一次它其实非常明确的是针对一个老大难问题来的，就是职务消费这块，所以现在就是下决心要改革职务消费这一块藏污纳垢的情况。

　　经济之声：有观点认为，高管的薪酬水平要和企业效益挂钩，并不是一刀切的降低薪酬，对此我们怎么看？

　　叶檀：高管的薪酬到底怎么样，要看他处于什么行业，处于什么企业，垄断红利有多少。如果说它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而且高管经历了一个经济周期的考验，在这个高管的手里，企业进入了上升周期，而且在行业下行的时候，这个企业依然能保持稳定，那么这个高管应该获得长期的期权激励，而不是获得高薪，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激励机制。如果每年给高管高薪的话，他的红利就会当场被拿走，他就没有动力去把这个企业做好。

　　经济之声：本轮国企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改革有哪些难点？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叶檀：改革的难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么多年的改革文件都没有规范好，最主要的问题是，监管成本非常高，非常难以规范，就是经济没有新的体制来替代它。第二，在监管过程当中，比如说高管的职务消费，他用的到底是什么车，他每年出国考察几趟，他的福利住房到底是一套还是两套，到底是在东直门还是在西直门，这些都非常难以进行量化的衡量，所以这一次快刀斩乱麻，直接就取消或者用别的方式来处理。

　　经济之声：直接取消掉或者用别的方式来处理，就能够弥补或者说能够应对这些存在的问题吗？

　　叶檀：对。职务消费从几个方面来解决，如果本来就是打入央企的成本，业务招待费，或者是管理费用这一块，那么就取消掉，每一次高管需要用的时候，比如说需要调动公司的车，或者出国考察的时候，就事论事来进行报销，这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编辑部观点：从法律层面强化对职务消费违纪行为的约束

　　评论编辑李硕：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则强调，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这表明国企高管职务消费问题已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也提醒国企高管不能存在侥幸心理、想方设法规避问题，而应该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国企高管因为职务消费过多而被问责，甚至连通报批评都没有。应该从法律层面强化对职务消费违纪行为的约束，通过设定职务消费上限，将超出一定额度的违反规定的职务消费行为列为职务犯罪甚至贪污，将更具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