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央层面出台了多项措施简政放权、实行普遍降费，但在一些地方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却大幅增加、居高不下。这不仅令财政收入质量变差，也给企业带来了沉重负担。特别是一些不规范的收费，还会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近日，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税不够，费来凑”，公共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比重上升，企业负担加码

　　“公共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一些地方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却明显上升，‘税不够、费来凑’的现象值得警惕。”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告诉记者。

　　去年下半年，财政部财科所兵分几路，对全国8个省份16个县的经济运行和财政收入情况进行调研。结果显示，一些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比重连年上升，收费增速明显高于税收增速。

　　以山西省为例，2011年，全省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是71.9%，2014年税收占比下滑到62.3%，非税收入占比上升了9.6%个百分点。4年来，该省非税收入年均增速为25.4%，公共财政收入中税收这个“大头”越来越小。其中，虽然有一次性非税收入的因素，但从趋势上看非税收入占比是上升的。

　　从县里的情况看，公共财政中非税收入比重过高的现象也较普遍。2014年贵州省息烽县非税收入占比为19%，而去年上半年非税收入占比上升到32.2%；惠水县2014年非税收入占比高达46.2%，几乎是与税收收入“平起平坐”，各占半壁江山。去年上半年，这一情况有所好转，非税占比下降到37.4%，但仍明显偏高。

　　眼下，各省2015年财政收入“账本”正在陆续公布。从已经公布的地区看，财政收入结构问题依然突出，部分地区非税收入增长较快，明显超过税收增幅。数据显示：福建税收收入增幅为2.9%，非税收入增幅达到9.3%；内蒙古税收收入增幅为5.6%，非税收入增幅达到8.5%；甘肃税收收入增幅为8.1%，非税收入增幅达到17.4%。从现有数据看，税收收入同比增长的仅有浙江、广东、山东三地，分别达到8.1%、0.8%、0.2%。

　　财政收入分为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两个部分，而税收应当是财政收入的主体。在一地的财政收入中，如果税收收入比重高，说明当地税源基础扎实、法治化水平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地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与行政权力相关的非税收入占比较低，企业和居民负担较轻。

　　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一些地方出现非税收入增长过快、占比过高，意味着企业的隐性负担在加重，还会带来当地投资环境的恶化。非税收入占比超过20%，就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经济下行和税收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应防止以非税收入的非正常快速增长来弥补税收增长不足的现象。”王朝才认为，财政收入是与整个经济运行情况密切相关的，不是政府想收多少就收多少。特别是当前企业困难和经营压力增加，政府要做的是放水养鱼、让利于企。

　　不合理收费多，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

　　“一到岁末年初，各种会议、展览、评比、培训就找上门来了，都是找企业要钱的，企业哪敢不参加呀？”广东一家包装设备的企业负责人诉苦说，他们算了一下，一年到头各种收费加在一起有几十项之多，特别是一些行业协会收取的会费， “起步价”就是上万元，要想成为协会理事单位，一年就要交几十万元的会费。

　　不仅是行业协会，一些强制垄断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多、不合理现象也很突出。在一些地方，行政审批前置的各类技术审查、评估、评价、检验、检测、鉴证、咨询等，存在中介服务项目多、收费额高的问题，有的地方仅建设领域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就超过20项。

　　一些从事中介服务的机构与政府部门存在利益关联、垄断经营，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很多审查和评估，不找中介根本通不过，只要给了中介钱，所有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不少企业表示，这样的情形在经营中都曾遇到过。

　　除了乱收费给企业增加的额外负担，企业需要按规定缴纳的“五险一金”等费用，也让企业承受了很大压力。“五险一金”，指的是职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公积金，主要是由企业和职工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来共同缴纳。其中，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为20%，失业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为2%，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为8%。

　　“‘五险一金’加起来，企业需要缴纳的费率超过了40%。而且，员工涨工资，五险一金的费用也跟着涨。现在市场价格走低，企业几乎没什么利润，缴费负担这么重，真的吃不消。”浙江宁波一家打火机生产企业老总说，实在没办法，去年企业花上百万元购置了自动化生产设备，实行“机器换人”。

　　有的收费虽然合法，但收费标准却不那么合理，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国家规定，凡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按其差额人数全额征收保障金，这个比例是在职职工人数的1.5%。

　　“格力员工近8万人，要安排上千位残疾人就业才能免缴保障金。我们上哪儿去找这么多残疾人去？”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安排的残疾人不够，就得按规定每年缴几千万元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这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正税清费，防止“税减下来了，费升上去了”

　　如何将普遍性降费落到实处，真正减轻企业负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

　　“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来自政府的行政事业收费、中介机构的服务费以及社会保险费。”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认为，企业交易性成本偏高的原因，除了乱收费之外，还有不少表现为制度性的。这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给企业创造更加宽松的经营环境。这样，企业做事才会更容易，创业创新的动力才会更足。

　　“近年来国家在结构性减税方面力度很大，但在降税的同时还要实行普遍性降费，特别是防止税与费此消彼长，税减下来了，收费却升上去了。” 胡怡建指出，只有清除不必要的收费，才能管住政府向企业乱伸手，切实降低企业成本。

　　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也是为企业减负降成本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利于稳增长、促就业。去年，国家已经对社保“五险”中的三个险种费率进行了下调。

　　2015年3月1日起，我国失业保险费率由之前规定的3%降至2%。仅此一项，每年可减轻企业和员工负担约400亿元。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已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基础上，从10月1日起，将工伤保险平均费率由1%降至0.75%，并根据行业风险程度细化基准费率档次，根据工伤发生率对单位(企业)适当上浮或下浮费率；将生育保险费率从不超过1%降到不超过0.5%；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超过合理结存量的地区应调低费率。实施上述政策，预计每年将减轻企业负担约270亿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认为，适当降低社保缴费，并用国有资本来补充养老保险，可以在不影响社保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有利于企业轻装上阵，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发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