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低于预期的经济形势，全面减税的呼声又开始多起来了。不少观点认为，当前的低增长是税负太高造成的。关注税收，评议税收，扩大公共讨论是一件好事。但这种判断有可能误导政策和改革。若果真如此，那事情就很简单了，全面减税即可。看似做了一件“好事”，但这很可能导致以减税政策替代深化改革，甚至使结构调整功亏一篑。一旦以短期治标的政策替代长期治本的改革，经济风险将不是缩小，将来的日子更不好过，甚至可能以一场严重的危机来收场。

　　应不应减税是一回事，而税负太高造成低增长必须减税，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种价值判断，可以通过公共选择来决定；而后者则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这样做。当前呼吁全面减税的观点，大多是基于后一种判断。今年4月份，路透中文特邀专栏作家张涛发表了一篇题为《减税！全面减税！！》的文章。他观察到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解决两难境地的办法是全面减税。支撑其逻辑的是“拉弗曲线”。这是在40年前美国总统里根的经济顾问阿瑟·拉弗提出的，认为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作者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以来至今的20余年的财税数据，认为“拉弗曲线”在中国确实客观存在，并得出结论：我们已经面临“高税率、低增长”的问题，目前的税率已经处于“拉弗曲线”的右侧，成为低增长的重要原因，故而提出要全面减税。上个月，中金公司梁红等发布了题为《降低税负不应缺席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宏观周报，该周报称，企业部门税负过高，不利于企业投资和创新。以三年前的2012年企业税负相当于其含税可支配收入的47.4%来支撑减税的必要性，以政府拥有巨额存款和大量国有资产这两座“金山”来支撑减税的可行性。近日，又看到一篇题为《减税：中国经济和股市的逃生之门》的文章，同样也是依据拉弗曲线原理来进行论证分析。该文引用已有的研究数据，2012年中国宏观税负比重为35.33%，文章的分析显示，中国政府税收每上升1%，会导致中国GDP下降0.045%。这意味着当前宏观税率已在拉弗曲线的右侧，抑制了经济增长。所以，作者呼吁要开始大规模全面减税。

　　上述三篇文章分析角度稍有差异，但其结论是一致的：按照拉弗曲线原理，税率已经处于拉弗曲线右侧，抑制了增长，必须全面减税。如果说真是如此，那么北欧国家更要全面减税，因为北欧国家的宏观平均税率接近50%，不然，北欧的经济就会停滞。而事实上并未出现。这说明，税负高到什么程度就会进入拉弗曲线的右侧禁区，没有标准，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取决于一个国家老百姓对“福利—税负”匹配组合的选择。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也很难说拉弗曲线在我国能得到验证。按照张涛的分析，1994—2000年期间，税收年均增速为17%，(狭义的)宏观税负均值为11%，经济增长却不高，1999年只有7.6%；而2006—2010年期间，税收年均增速为21%，(狭义的)宏观税负均值为17%，经济高速增长，甚至出现过热，2007年达到14.2%。为何宏观税负高了，经济增长反而更快了？在这个期间，法定税负并没有提高，显然，经济高速增长是“因”，宏观税负提高是“果”。经济下降了，再倒果为因来判断，失去了逻辑上的一致性。用宏观税负来说事，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宏观税负是一个事后的结果，既可能是法定税率没变，经济增长带动税收高速增长，进而使宏观税负上升；也可能是提高了法定税率，征收了更多的税所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到7%左右，税收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的情形难以再现，(狭义的)宏观税负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拉弗曲线原理并不复杂，其实只是道出一个朴实的常识：取之有度。最优税率是在0%—100%之间，至于具体是多少谁也没有证明过。税率为零，税收也等于零；税率100%，经济活动停止，没有税源，税收也等于零。拉弗当年为了说明减税的必要性，急中生智在餐厅的一张餐巾纸画了一条抛物线，只是一个示意图，并未给出精确的结论。在这之后，他也没有严格证明最优税率是多少。事实上，也无法给出一个任何条件下都存在的最优税率。以拉弗曲线来证明全面减税是不足为凭的。

　　至于有人认为我国是“低福利—高税负”组合，从而主张减税，则是与拉弗曲线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从稳增长来看，改革比全面减税更重要。这些年来一直在实行结构性减税，但效果不彰。究竟是减税力度不够，还是改革进展不理想所导致，究竟是减税优先，还是改革优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地方基层财政又在重现2005年以前的现象：工资不能及时兑现发放。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减税可能首先触发地方财政危机。

　　在当前经济风险加大的严峻形势下，希望发挥税收的积极作用，从其出发点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估计没人反对通过结构性减税来稳增长，但通过全面减税是不是经济增长的抑制就被解除了？还有，全面减税会不会激活哪些本该淘汰的僵死企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会不会因此而中断？税收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会不会因此而丧失？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会不会因此而降低？财政风险会不会因此而急剧扩大反过来威胁经济的稳定？如此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主张全面减税时是不能不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