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一般认为“中等收入”经济体是指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约1，006美元到12，275美元的经济体。低收入经济体为1，005美元或以下者，高收入经济体为12，276美元或以上者。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以现价美元计，2010-2013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4，240美元，4，900美元，5，720 美元和6，560美元，显然中国已经是“中等收入”经济体。

　　由于低收入国家处在经济起飞阶段，高收入国家已经获得了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很难出现经济持久停滞不前的状态，而“中等收入”国家从依靠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经济优势到高生产率的优势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中等收入”国家随着工人工资上涨既很难和低收入国家在出口方面竞争，也很难在高附加值产品方面和发达经济体竞争，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日本和韩国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与此相反，几乎整个拉美地区和亚洲“四小虎”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1990年阿根廷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3，020美元，2009年为7，570美元；1990年泰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490美元，2009年为3，760美元，此类国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就超过1，005美元，但是经过四、五十年，它们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且，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赤道几内亚、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13个经济体先后进入高收入经济体。

　　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情况基本上是长期经济停滞、严重的贫富分化、就业困难、过度城市化、腐败问题突出、社会冲突加剧、民主乱象和信仰缺失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自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2010年一季度至2012年三季度经济增速连续11个季度下滑，2012年至2013年，GDP年增速连续两年低于8%，2014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低于7，5%。

　　根据2010-2014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DP增速、反腐败的严峻形势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增加等因素，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并不意味着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连续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物价稳定，就业充分，国际收支顺差。国际上一般认为，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拥有约4，500万人口的韩国用了大约8年，拥有约1，2亿人口的日本花了大概12年时间，而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让约占世界五分之一的13亿人口进入世界高收入群体，需要的时间会更长。因此，从长期看，中国虽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有潜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迈入高收入国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增长陷阱可分为三类，即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称为“贫困陷阱”，是指国家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用纳克斯的话说：“一国穷是因为它穷”。高收入陷阱往往是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大量资本流入到金融等服务领域，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相对萎缩进而导致国家创新能力下降，经济结构严重扭曲，经济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不管是处于哪个层次收入国家都会遇到相应的“陷阱”，“陷阱”与“机遇”相互依存和转化，“中等收入陷阱”既是对已经跨过去的低收入陷阱的成绩的“认可”，也是对“中等收入机遇”的另一种解释。

　　亚当-斯密认为创造国民财富的途径在于增加劳动人数和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办法就是创新。中国通过依宪治国、依法行政等理念和举措，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有形的手”进行体制创新，让“无形的手”释放活力，在全社会鼓励科技创新，大力保护知识产权，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关系，中国定能应对经济新常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