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为7.3%，较第二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同比增速创下自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22个季度新低。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引起了不少人士的担忧，加强政府干预、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市场上对央行全面降准降息的预期再度升温。

　　事实上，这是用过去的思维逻辑来分析当前经济数据，从根本上说是没有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变化。用政府干预和全面释放流动性的方法刺激经济，只能保证短期的总量增长，并不能优化结构，更不能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本轮经济下行，一方面是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的遗留影响，另一方面是我国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结果，是结构调整阵痛期的基本表现。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来自结构，而非总量。惟有咬紧牙关，冷静面对，避免再度刺激，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中坚定不移地“转方式、调结构”，才能优化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从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平稳增长的“新常态”。出现这一变化之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量来看，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现象。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总量小、起点低，增速自然会很快。但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总量扩大到一定规模时，增速下降是客观规律。从供给来看，一是我国过去以廉价劳动力、资源、土地等成本为主的比较优势正逐渐失去，经济增长的成本越来越高。二是科技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通过模仿国外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的难度越来越大，在自主创新一时难以衔接上的情况下，生产率的提高就遇到瓶颈。从需求来看，一是国内投资需求下降。我国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市场上很多商品处于过剩状态，投资机会越来越少，投资回报很难提高。二是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振。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5.34%降至36.17%，而世界平均水平一直稳定在60%左右。三是外需不景气。事实上，中国在经济“新常态”遇到的烦恼很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新常态”是我国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的必经阶段。

　　过去遇到经济下行时，我国习惯用凯恩斯主义进行需求管理，主要政策手段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刺激有效需求，实现总量增长。需求管理是总量调控，不能化解结构矛盾。当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需求管理就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过度使用反而会扭曲市场、恶化结构，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四万亿刺激计划就产生了这样的后果。一是过度投资虽然保证了一时的经济增长，但刺激虚假需求，固化原本已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造成大规模产能过剩。二是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占用大量金融资源，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三是大量流动性释放导致物价上涨，产生通货膨胀，一方面扭曲价格信号，造成资源错配；另一方面稀释购买力，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四是房地产业成为吸收过量货币的主要资金池，导致房价急剧上涨，不仅造成房地产业畸形发展，而且形成强烈的财富再分配效应：普通居民为买房耗尽多年积蓄，甚至透支几代人财产；而富裕阶层通过房产投资使财产迅速膨胀，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巨额土地出让收益。在居民收入大部分用于住房支出的背景下，居民消费自然难见起色，而掌握大量财产收益的富人和政府为追求更高收益产生强烈的投资动机，因此消费与投资必然失衡。

　　在“新常态”条件下，再度依靠政府干预和全面释放流动性进行经济刺激，无异于饮鸩止渴，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困难。面对“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在供给方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企业成为调结构的真正主体。在需求方面，加快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一是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从服务需求管理转变为适应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主张加强国家干预，扩大政府投资。而供给管理主张降低边际税率，把利润留给企业，以企业为主体进行投资。产业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只有企业最了解市场需要什么。因此企业投资比政府投资更能创造有效供给、抑制产能过剩等无效供给。这就要求政府审慎扩大赤字，减少政府主导型投资，通过结构性减税，刺激民间投资。二是货币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紧，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诱因。要加强定向调控，加大对居民创业、小微企业等居民内生性投资需求的支持力度，促进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结构调整。三是以平常心态看待房地产业发展，回归市场化调控。要通过市场力量促进房价回归合理水平，避免房地产业汇聚过量资金；抑制房产投机，引导富人更多地投资生产，而非炒作房产；杜绝房价上涨再次扩大贫富差距。四是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步伐。

　　总而言之，我们要以“新思维”面对“新常态”，避免总量调控的思维惯性和凯恩斯主义的路径依赖，着力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促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值得注意的是，从2014年前三季度数据来看，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增长放缓，但质量在明显改善。一是产业结构改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继续提高，比上年同期提高1.2%，高于第二产业2.5个百分点。二是需求结构改善，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同期提高2.7%。三是居民收入和就业稳步增长，特别是就业形势较好。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条件下，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082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四是增长效益提高，前三季度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6%。另外，我国居民的消费信心不断提振。据万事达卡近日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上半年，中国大陆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2.6，创四年来新高，远高于亚太地区平均水平(68.3)，大幅领先日本(37.6)、韩国(34.7)。可见，我国“转方式、调结构”的成效正在逐步显现。我们更不能全面放宽货币政策，再次刺激经济，否则会前功尽弃，将来可能陷入“衰退—刺激—再衰退”的恶性循环。只有为“转方式、调结构”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经得起结构调整的阵痛，中国经济才能凤凰涅槃，实现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