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灰霾随时可能造访的京津冀地区，仅用肉眼很难“亲眼目睹”到空气质量的改善。空前严厉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国十条”)实施一年来，该地区主要大气污染物的平均浓度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人体感官并不像精密仪器那样触觉灵敏。

　　不过，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攀谈，那种无形的观念上的变化便不难察觉。

　　总部位于山东青岛的华世洁环保公司高级工程师袁军看到了变化。今年5月，他到天津滨海新区开了一家子公司，主要从事大气污染治理有关的环保科技推广工作。在一个浓重的灰霾天，刚与客户谈完生意的袁军对到访的记者说，他看到了京津冀决心携手“治霾”的广阔市场。

　　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天津，当下的“一号工程”叫做“美丽天津”。这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的重要讲话要求启动的工程，包含“四清一绿”，其中，清新空气被列为首要任务。

　　比邻而居的两座世界级人口特大城市北京和天津都在努力最迟于2017年实现“城区无煤化”。这意味着向昨日生产和生活习惯的艰难告别。北京曾用14年减少燃煤700万吨，而从2012年开始的5年内，这个数字将是1300万吨。3年前，天津市区供热结构中燃煤占65.9%，燃气占0.8%，今年燃气占比升至24%，燃煤降至41.7%。现在，从轰鸣的工厂到千家万户的暖气片，都在送别那些与动力和暖意相伴多年的黑色燃煤锅炉。

　　在河北，中国重要的钢铁、水泥、煤炭、玻璃生产基地，经济增长指标出现了多年罕见的降幅。当地第一大支柱产业——钢铁产业的增加值占到了工业增加值的三成，而到2017年将压缩产能6000万吨。经历痛苦转型的河北人熟知习近平总书记的那句指示——河北要卸下包袱，不为GDP排位纠结。

　　从北京到天津到河北，经济结构不同，资源禀赋各异，但这种壮士断腕式的产业调整背后，归根结底都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喊出的那句宣言：“向污染宣战。”

　　京津冀交界处的天津市武清区拥有华北最大的人工森林，希望建成“京津绿肺”。武清林业局科技中心主任黄宝剑对记者说，3年前，灰霾这个词进入大众视野时，他们的造林思路开始变了，要从过去生产木材的生产型，转为涵养生态的生态型。

　　天津有个“一号工程”指挥部，四壁挂满了全市工地、工厂的分布图及治污时间表。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舒长云称之为“挂图作战”。他告诉记者，“国十条”颁布后，天津市清新空气行动确定了462项任务、2055个项目，16个区县、22个部门递交了目标责任书，全部分解落实到人。

　　该指挥部还抽调16名局级官员任组长，开展巡查暗访和责任追究。对空气质量连续3个月排名后3位的两个区县政府主官，天津市委组织部进行了“警示约谈”。

　　天津市河西区环保局局长韩锋深有感触地说，以前很多人觉得环保是环保局的事情，现在大家意识到，单靠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他所在的河西区，任务分解后，今年8月正式启动考核。以往那些赶施工进度、扬尘令人“睁不开眼”的工地很快改观，苫盖工地的网子一度脱销。河西区的空气质量排名由原来的倒数升到了前三。

　　天津市环保局局长温武瑞说，市里还计划出台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补偿办法。有人问，空气在各区县飘来飘去，怎么判断谁好谁坏？他回答：目前来看，做工作力度大的和力度小的区县，空气质量改善情况是不一样的。

　　韩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肉眼可见的空气改善确实“靠天吃饭”，是老天爷的事儿，“但是你得管，你不管你失职”。

　　在大气污染治理上，除了“周碰头、月汇报、季通报、年考核”等强力举措，政府的思维还转向了“市场之手”。

　　2014年元旦，北京在全国率先大幅提高4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污费标准，调整后达到原标准的14～15倍左右，为全国最高。与此同时，还实施了阶梯式差别化收费政策，实际排放低于规定排放标准50%，则按基准价减半计收排污费。超标排放者不但面临处罚，还将被加倍计费。

　　半年之后，天津也提高排污费标准近9倍，同样奖优罚劣，阶梯化、差别化收费。与第三产业占比超过70%的北京相比，第二产业占据半壁江山的天津，此举对工业冲击更大。天津市环保局副局长谢华生说，市里下了相当大的决心。

　　如今，市场威力下，谢华生说，很多企业从原来“习惯”交罚金的“被动治污”变为现在的“主动治污”。

　　神华国能集团大港发电厂是杠杆政策的受益者。最近两年，该厂投入近4亿元，对4台燃煤发电机组进行了脱硫、脱硝、除尘改造，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不但远低于国家标准，甚至低于燃气机组的水平。大港发电厂副厂长张国庆算了一笔账：过去，该厂每年缴纳的排污费在3000万元左右，新标准下，由于该厂排污指标达到了国家标准50%以下，只需缴纳40%的排污费，一年费用降至八九百万元，相当于每年节省2000万元左右。

　　杠杆的作用开始显现：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仲崇磊介绍，排污费标准上调十几倍后，今年1～9月，北京市排污费开单金额为1.73亿元，为去年同期的5.7倍。而天津市初步测算，虽然排污费标准上调了9倍，但迄今征收的排污费同比只增长了4倍。

　　温武瑞举例称，当地一家企业由于即将搬迁，没有进行环保改造，新标准执行后，排污费从去年每月60万元提高到现在的700万元，不得不关掉了一些机组。

　　这位环保局长最近去几家电厂调研，负责人告诉他，过去也关注污染物排放，但仅限于了解一下，而现在每天早晨上班第一件事，是看一看过去24小时的排污数字。

　　从大港发电厂试点开始，天津准备在两年内对全市所有燃煤电厂按照燃气标准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温武瑞说，中央要求天津到2017年减少1000万吨燃煤，他们正在争取政策，希望把燃煤降至燃气排放标准，也能算入减煤指标。目前，天津市能源结构中燃煤占了六成，每年燃煤5000多万吨，其中电煤约为3000万吨，改造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天然气气源不足，今年的缺口超过12亿立方米。

　　“我们感觉到，能源结构的调整可能对于改善空气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温武瑞说。

　　走在灰霾天的京津冀大地上，看得到沉甸甸的压力，也看得到压力下的变化和机会。

　　天津松正电动汽车技术公司高级副总裁宁国宝和他的同事，将这家以电动自行车配件起家的企业带到了电动汽车领域。该公司新开发的混合动力系统将颗粒物排放减少了90%，达到欧六标准。宁国宝自豪地向记者提起了业界流传的一个玩笑：在灰霾天，这种发动机简直就是“空气净化器”。

　　在我国最大循环经济园区——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国联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公司董事长李志平直接感受到治霾的力度。他们计划引入一条年处理约10万辆报废汽车的整车破碎线。受治霾政策影响，该公司回收的报废汽车数量逐年增长。国联公司去年全年回收了1.7万辆，今年截至9月就已达2.3万辆。近几年回收的汽车也越来越新。

　　“为什么我们叫‘城市矿山’？”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管委会副主任张照于自信地向记者介绍循环产业的链条。这里每年可拆解生产100万吨塑料，相当于每年节省600万吨原油。每年提供的废铜相当于江西省全年总产量。他相信，“城市矿山”将随着城市的环保思维一起长高。

　　78岁的天津老人蓝健并不了解这些。他习惯到家门口新建的郁江公园压腿、晒太阳，锻炼肺活量。他说，过去人们说有风不是好天，刮风不愿出门，经过多年发展，现在风天成了好天，没风就怕雾霾。他也不知道，他身处的位置恰是将来环城一圈、全长45公里的天津城市绿道的一个节点。他只是期待，这个城市的肺活量能够回到没风也不怕霾的时代。

　　如果那一天到来，是回归，也是进化。用天津市工信委副主任贾泓的话来说，是“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效益，不一样的产出，不一样的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