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经济学”和“克林顿经济学”都是以推动供给面增长为目标的，而“安倍经济学”既想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国内外的消费面，又想通过激励企业来扩大生产，还想通过增税来改善政府财政缩小赤字，甚至扩大公共投资。这些政策的效果存在明显冲突。

　　同安倍晋三在政治方面被认为“孤注一掷”或“毫无章法”的政略不同，安倍晋三再次上台伊始便对其经济方面的施政理念有了较为全面的计划。他和日本各界也都乐于用“安倍经济学”(Abe’sEconomics)这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名词来为他的施政造势。虽然“安倍经济学”这个词是在2013年火热起来的，但早在2006年安倍的第一任期，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中川秀直就已试图用这个词来标榜安倍的经济政策了。只不过，当时安倍晋三实在是不争气，而他那些内阁成员在拖他后腿方面又实在太过“争气”，结果使得“安倍经济学”这个新词在初登场时便被各种不体面的新闻所淹没了。直到2012年安倍晋三强势回归，把握了主动权，才使“安倍经济学”真正充实起来。

　　“安倍经济学”在安倍第一次上台和第二次上台后的含义完全不同、甚至彻底颠倒。“安倍经济学”被用来指代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上台时的经济政策时，是指削减财政支出、缩小公共投资、继承和延续试图通过缓和管制来推动增长的“小泉改革”路线。而当“安倍经济学”被用来指代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的经济政策时，则包含了刺激金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结构性调整等。因为以自民党政治救世主、甚至日本救世主姿态回归的安倍认定，日本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经济训练已完全能承受宽松经济刺激政策了。所以，安倍从第二次上台伊始就高调推行宽松的经济刺激政策，甚至为此不惜修改日本的银行法。安倍还一反日本人的“低调”习俗，在纽交所直接喊出了“买下我的‘安倍经济学’”，以彰显其以政府改革重启日本经济繁荣的决心。

　　之所以“安倍经济学”会和“里根经济学”、“克林顿经济学”、“罗杰经济学”等政治家的经济政略一样，会被冠以“经济学”名头，其原因是极其类似的，都是以宏观金融，尤其是以货币政策为切入点，通过调整政府财政和推动民间投资等多项配套政策，形成体系化的经济调整战略。

　　不过，与此前的各种“XX经济学”相比，“安倍经济学”真正的特殊之处既不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在对推动民间投资的依赖，而是所谓的“机动的财政政策”。其他的“XX经济学”几乎都以缩减政府财政赤字的既定政策方针，都试图最终通过市场，而不是通过政府的直接投资来激活日本经济。从这一点上来讲，安倍经济学完全就是战后日本所宣称的“发展型资本主义”的理论化，虽然其最终的立足点是民间投资增长，但其政府却试图依据经济情况以政府财政的形式直接介入、甚至刺激经济发展。要知道，日本的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可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奇特的体系，其债权人的绝对主体是本国公民。正是日本民众对政府信用的支撑，甚至是“纵容”，才造成了日本政府而今近乎“任性”的财政政策。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一再地证明，政府财政投资对经济运行只有短期的刺激作用，从长期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但日本政府还是迷恋这种政策工具。主要原因，或许可以由其强大的官僚体系对于控制社会资源和社会影响力的欲望，再加上一点点东方文化传统对政府的迷信来解释。

　　“大萧条”中崛起的“凯恩斯经济学”为西式民主国家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这种从经济到政治的影响力的扩张，使“凯恩斯经济学”最终升级为“凯恩斯主义”，但也正是这种理论扩张，让西方政治家有机会为了选举胜利的政治需要而短期操控国家经济，结果造就了“经济的政治周期”，政府的调控反而破坏了经济的运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后，西方世界经济跌入了“滞胀”危险状态。可见，政府财政干预并非万灵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毫不避讳地把政府直接干预作为一切经济问题的罪魁祸首。

　　当然，“安倍经济学”的范围仅仅覆盖了日本经济的一个面，没有像“凯恩斯主义”那样的扩张到宏观国民经济，甚至政治体制。在日本现有体制下，政府想要干涉国民的政治权利和生活，那是比干涉经济更为“不可能的任务”。“安倍经济学”一类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只能在政府固有的权利范围内对经济做出调整。而即使在经济层面，虽然作为各个“XX经济学”中最为“任性”的“安倍经济学”，由于其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赋予了安倍政府极大的可操作空间，但相比“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涉还是相对比较收敛的。

　　至此，大致已经可以确定，虽然“安倍经济学”以一副承载了国民重兴日本经济期望的形象出现，但其无论在理论清晰度上，还是在具体政策工具设计上都同业已存在的诸多“XX经济学”存在着一定差距。所以安倍政权也抓住一切机会从各种渠道争取改进“安倍经济学”的建议。比如，去年11月，安倍就专门邀请了来日本学术交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到首相官邸吃饭聊天。期间抓住机会向保罗·克鲁格曼征询其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预期和改进意见等等这些很宏大的问题。原本，让一个以“相当狡猾”著称的经济学家就如此重大的事件给出预测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很可能留下被打脸的风险嘛！如果一定要做预测，经济学家通常也是做出相对“悲观的预期”。可是，这一次“美国黑嘴”保罗·克鲁格曼“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人家这么抬举你，又是非学术性的、非正式的“请教”，怎么好意思泼人家的冷水？所以，克鲁格曼又做了一件“聪明事”——你从整体着眼，我从小处入手，不评论，直接给建议：暂缓提高消费税。理由是为了消除赤字和扩大政府支出，过早提高消费税很可能损害日本国内的消费，进而影响“安倍经济学”的效果。

　　日本的经济学家也对“安倍经济学”多有建议。比如，毕业于美国名校耶鲁大学、在东京大学专门研究国际金融和博弈论的经济学教授滨田泓一就有过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法人税减税三项提议。

　　“里根经济学”推出的时候，正值美国失业率与通胀高企之际；同时，里根还拥有运气和才知。克林顿经济学则是在里根和老布什留下的“温床”上弄出来的；而“罗杰经济学”则是在外来经济冲击本国经济的危机情况下上线的。与之相较，“安倍经济学”的提出背景简直可以用“和煦”来形容，因为日本经济除了增长缓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至于日本的经济质量如何，只要看看日元作为“避险货币”的地位就能明白了，日元能像“安倍经济学”期望的那样贬值，最重要的外部原因就是美国经济的强势复苏，如果“安倍经济学”推出的时候赶上美国经济疲软，那他想实现既定通胀目标的努力很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里根经济学”和“克林顿经济学”都是以推动供给面增长为目标的，“罗杰经济学”也是对供给面的产业运行状况和结构更为关注，而“安倍经济学”在试图影响的经济侧面上态度暧昧，既想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国内外的消费面，又想通过激励企业来扩大生产，还想通过增税来改善政府财政缩小赤字，甚至试图扩大公共投资。这些政策的效果存在明显冲突。如能形成良性循环，那自然上上大吉，但在政策设计和推出节点上只要稍有行差踏错，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这也是保罗·克鲁格曼对其具体政策不予置评，反而对政策推出日程做了具体建议的主要原因所在吧！

　　在日本企业质量相对较高、失业率低、国内消费稳定的情况下，“安倍经济学”对消费面和供给面的刺激，最可能的手段就是资源投入，而他也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在日本这样一个产业现代化程度极高，工业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经济体中，推出这样一个以资源投入、而不是制度改革为实质的“安倍经济学”，如果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没有出现产业的革命性更新，那么好一点的情况可能是刺激政策的无效化，糟一点的话则随时可能导致经济崩溃。在可预见的未来，“安倍经济学”能以“昙花一现的增长”为代价而告终，或许就是日本的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