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应该增加工资的呼吁已有一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相当一部分公职人员的工资偏低。在北上广等房价高企不下的大城市，一对青年公务员夫妇的收入和生活状况，假如没有各自父母伸以援手，恐怕是会捉襟见肘的。各地情况会有不同，各阶层对此问题会有分歧甚至对立意见，所以我想由原则而非细节来谈一下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薪酬问题上少有从侧重历史渊源和经济伦理角度来做全球化思考和探索的，可能这是大家时有困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探讨公务员工资比较低的问题之前，我们无妨看一下企业高管的收入为何如此高。

　　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资本家作为所有者对企业的直接管理逐渐被专业管理人员的运作取代，大权在握、收入丰厚的经理阶层变得地位显赫，甚至不可一世。他们与普通员工收入高低差别大到了令人难以启齿的程度。近年披露的例子有，美国快餐业首席执行官年薪达近千万美元甚至两千万美元以上，一个打工仔需要工作超过一个或者两个世纪才能挣到。其实工资收入的严重分化在20世纪初就已经发生了。1920年在《贪婪社会》一书里面，英国著名经济史大师、《经济史评论》创始人理查德·亨利·托尼注意到，企业所有者和管理人已经分离，后者大权在握，年薪达到数十万英镑，足够数百个员工家庭生活。他尖锐地指出，在私人企业内部没有权力和分配的均衡机制，高管就像是部落酋长或者小国王，酋长家里有几百头肥牛，而普通人家里只有一头。近日苹果总裁参观考察郑州富士康代工车间，督促手机的生产，记者不停惊叹他乘坐丰田面包车且平易近人，已然下意识地把他看作是帝王或者国家元首。其实他不过就是一个经理，尽管他的收入可能还包含有大量股份的奖励。

　　前一段在肯定国企高管薪酬被削减的声音中，有一种议论是，如果是在私人企业完全市场经济的机制下，高级管理人员倒是可以拿非常丰厚工资的，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金领”。但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认可企业职员之间收入的天壤之别，实际上是需要认真梳理、澄清和研讨的，而不是糊里糊涂就看作是理所当然。

　　第一个系统讨论专业经理人员地位上升的学者是詹姆斯·伯纳姆，著有畅销书《经理人革命》(1940)。他早年接受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此书的时候已经转向极右。现代工商业的规模和复杂性使得企业在工人和科学技术专家之外要求有第三种人，即专业的经营和管理人员。伯纳姆认为托尼所提到的经理人地位的决定性提升大致开始在一战之后，预计将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造就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专业经理人以非企业名义上的所有者控制着生产和销售，他们的经管控制权力最终导致收入和社会财富也向他们高度集中。这个过程，伯纳姆打比喻说，类似中世纪墨洛温王朝主管日常政务的宫相(经理人)先是服务国王，然后逐渐取代国王(资产所有人，譬如美国当年那些石油大王和钢铁大王的家族)，最终将利润的分配也设定为对自己优先(经理人的巨额工资和其他种种形式的收入)。伯纳姆将这一现象称为“经理人社会”，并且指出这不是一种有利于社会平等的经济关系。不过就美国的情况而言，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有两点，一是国家完全没有有效控制专业经理人，二是经理人对普通劳工的苛刻程度，譬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国企业高管和一般员工之间巨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收入差距。

　　而托尼早在1920年就注意到，专业管理人员正在深度介入企业的领导，他们不懂技术和生产，其指导运作的唯一动机和标准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他们甚至可能毫不关心产品质量和劳动效益，而是通过金融投机或者压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来提升利润。托尼的看法是，这些职业经理人应该拿与利润高低无关联的固定工资。即便那些庞大企业的收入是天文数字，看似高管的贡献很突出，他们的收入也不必高到超过一百个或者更多普通员工的总和，因为那样的收入是“没有绅士风度”的。

　　在托尼看来，职业经理人和公务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员，譬如普通教师、编辑、记者等，其实都是现代社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对社会有重要贡献，但是他们领取报酬不应该简单以量化的贡献来计算，那等于是给他们的人格贴上价格标签。专业人士的工作既需要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献身精神，也需要充足的闲暇和适度的舒适生活，摆脱低级物欲的驱使，而不是面临物质生活匮乏的焦虑，也绝不能处在赤裸裸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尽管公务员一般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是他们工资应该是体面和充足的。而企业高管“没有绅士风度”的过高收入则应该适度降低。

　　专业人士工资完全让市场去摆布有种种风险。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我们应该把社会公益原则作为薪酬发放的重要考量。我们应该避免制造一个以职业经理人为代表的道德被矮化的高收入知识阶层，防止严重的贫富分化最终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同样作为专业人士，中青年公务员以及教育、新闻等行业人员的薪酬则亟待提高，以保证他们的体面、尊严与他们的教养和教育水平相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升整个社会的管理水平。文/彭小瑜(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