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的绰号与民意的力量

　　天津市原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坊间人送绰号“武爷”。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把整座城市变成一个大工地，市民送绰号“季挖挖”。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以大拆大建和学日本语气说话，被百姓戏称为“拆迁大佐”。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以“票子多、房子多、女人多”获绰号“许三多”……新华社刊文认为，透过绰号能看到贪官事发前的行事风格和性格特点，读出群众对其是非功过的评说。

　　绰号是对人的相貌、性格、品行等方面主要特征的形象概括，贪官的绰号，反映了外界对其贪鄙无度、狂悖恣睢等行状的戏谑性认知。古来贪官多有绰号，如南朝永宁太守梁鱼泓，以使“水中鱼蟹尽，山中麋鹿尽，田中米谷尽，村中百姓尽”自诩，百姓送绰号“四尽太守”；北魏太尉主簿元庆智，十来个钱的小笔贿赂也照单全收，人称“十钱主簿”；南宋宰相贾似道，敛财无数，常与妻妾伏地斗蟋蟀，获称“蟋蟀宰相”……古时贪官的绰号多带官衔，或许是为强化其贪官身份，让人一下子抓住其作为贪官的本质。

　　如今贪官获称的绰号，形式更多样，内涵更丰富。除前引“武爷”、“季挖挖”、“拆迁大佐”、“许三多”，另如山西绛县法院原副院长姚晓红，集文盲、法盲、流氓于一身，被称为“三盲院长”，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人称“王坏种”，福建省委原常委、秘书长陈少勇人称“猪哥勇”(“猪哥”为福建方言，意为“好色之徒”)，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非法介入矿产经营牟取暴利，人送绰号“曾矿长”、“曾剃头”，等等，无不意味深长，妙趣横生。

　　从产生的时间看，贪官的绰号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贪官落马之后，人们历数其劣迹罪行，冠以一个概括性强的名号。如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落马后，纪检部门公布了他“吹、卖(官)、嫖、赌、贪”五方面严重违纪违法的情况，张二江乃获“五毒书记”的绰号。这种情况是少数，更多的绰号是在贪官落马之前，就已经在官场坊间流传开来。

　　这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绰号显而易见带有贬义，人们只能在私底下以绰号指代某官员，当面断然不敢以绰号相称。另一种情况是，官员及其周围人等对该绰号不以为过，一般无须避讳，官员本人甚至以此自矜自得，如武长顺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时，一定很享受被人叫“武爷”的感觉。更有甚者，在考察官员的时候，“武爷”、“拆城市长”之类的绰号，还可能被认为是官员有魄力、有胆识、勇于创新、敢试敢闯的证据，客观上为官员受表彰、获升迁添彩加分。

　　贪官的绰号反映了百姓的评价，无论是称之“坏种”，还是尊为“某爷”，都是某种民情、民意、民怨的直观体现。人们给官员起一个绰号，其实就是写给纪检部门、组织部门的一封举报信，提醒他们密切关注该官员的言行动向，必要时应采取措施，对该官员进行警示或展开调查，防止其在贪腐渊薮中越陷越深。民意作为群众监督的主体，只有具有真实强大的力量，人们给贪官起的绰号，才可望促使官员自警自律，引起纪检、组织部门的高度重视，甚而成为查处贪官的线索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