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反垄断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同时还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以此推导，可以说，张昕竹自2008年至今一直担任国内移动通信产品分销商天音控股的独立董事，事实上也是不太合适的。

　　世事难料，曾参与起草《反垄断法》的张昕竹，最终却陷入到事关反垄断的漩涡之中——8月12日，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宣布解聘，不再担任该咨询组成员，原因是“违反工作纪律”。

　　据相关媒体报道，张昕竹之所以遭到解聘，直接与去年底国家发改委对全球芯片巨头高通的反垄断调查有关，而在我国反垄断调查的步步逼近中，身为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张昕竹，不但屡屡为高通辩护，而且还参与编写了“旨在为高通洗白”的厚达几百页的报告文件。

　　此事一经浮出水面，作为反垄断专家咨询组2011年成立以来的首个解聘成员，张昕竹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尽管，在事发之后，张昕竹以“发改委相关机构并未向其征询意见”为由自辩，但是，客观而论，这是毫无说服力的，因为，没有向其征询意见，并不代表作为反垄断专家咨询组成员没有主动沟通的义务，更不代表张昕竹可以一边担任反垄断专家咨询组成员，一边又为反垄断调查对象高通提供咨询服务。

　　在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没有必要过多纠缠于张昕竹所为，到底是违规、还是违法。相反，我们倒有必要对常识进行辨析，张昕竹身为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咨询组成员，本应对涉及反垄断的商业咨询业务秉持“回避原则”，更何况业务对象是反垄断调查对象高通呢！

　　缺乏起码的“回避原则”，不仅说明张昕竹个人的道德操守可能存在问题，而且也间接表明我国除“政商旋转门”之外，还普遍存在“产学旋转门”的乱象。

　　聚焦到张昕竹解聘门事件，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如果高通为张昕竹支付了高额报酬，那么其所看中的，极可能不仅仅是张昕竹的专业水平，还可能与其作为反垄断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话语权有关。

　　当然，对上述进行质疑，并非否定产学结合的积极意义，而是旨在说明，如果学者本身已受聘相关政府咨询机构、或者已接受相关部委的课题委托，再参与该部委职能范畴内的涉企商业活动，是极其不妥的。这是因为，很有可能会导致此类学者将对该领域的话语权和知情权，经由涉企商业活动进行间接利益输送。

　　学者专家可以积极参与产学结合，但如果其已受聘于相关政府咨询机构，则必须秉持起码的“回避原则”。再以张昕竹为例，身为反垄断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同时还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以此再进行推导，可以说，其自2008年至今一直担任国内移动通信产品分销商天音控股的独立董事，事实上也是不太合适的。

　　自去年10月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后，我国政商旋转门的乱象，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迄今为止，仅沪深两市就有120名官员独董请辞。

　　而与“政商旋转门”相比，“产学旋转门”的利益输送路径，往往相对间接且更为隐蔽，故而，对此我们更有必要提高警惕，不仅应强化相关政府部门出台的工作纪律，而且还应健全相关法律、并严格执行，以便切实扭转我国“产学旋转门”乱象。

　　□杨国英(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