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EMBA中心主任、金融学系教授刘俏

　　中国网财经3月25日讯(记者 朱苑桢) “前几天新闻联播花5分钟时间报道互联网金融，这应该是非常大的信号，整个决策层展现出对创新金融业态的容忍。”3月24日，在“2015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EMBA中心主任、金融学系教授刘俏称，决策层已经意识到金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瓶颈，过去25年我国投资资本收益率低是大问题，投资股市还不如把钱放在银行。

　　3月24日，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大经济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2015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在北京举行。刘俏在会上分享了他关于“两会”后中国新金融的观点。

　　刘俏谈到，两会期间金融领域是讨论的焦点。比较关键的政策包括存款保险制度、股票发行制度、互联网金融、PPP、地方政府债务和放宽对于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等，反映出决策层已经意识到金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瓶颈，常规金融1.0版本已经难以为继。

　　增长率由投资资本收益率和投资率来拉动。在过去35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增长率拉动，投资率居高不下，接近GDP的45%。未来的话，由于产能过剩、人口红利消失等原因，这样高的投资率可能不会持续。

　　刘俏表示，这是为什么讨论“新常态”的出发点。所谓“新常态”，其个人理解为不是现在的状态，而是一个目标，指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取决于投资资本收益率，而非投资率。换句话讲，即便在投资率略微下降的情况下，若能通过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仍可以维持不错的经济增长率。

　　刘俏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资本收益率较低。而对于投资收益率的重要性，刘俏用中国上市公司的表现来解释：在过去25年间，中国实体经济高歌猛进，但是股票表现差强人意，根本原因在于上市公司平均投资资本受益率低下。“A股上市公司主板从1998-2012年，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只有3%。1块钱的投资带来3分钱的利润，把钱放在银行还有百分之三点几，也就是说，投资股市的话，还不如放在银行。”刘俏说。

　　刘俏指出，中国的实体经济在微观层面上，投资效率比较低下，这与决策层在某种程度过分关注对规模的追求而忽略了对价值创造的追求有关联。他以全球财富五百强美、中企业数目对比为例，2014年，中国已经有100家，美国只有28家。但是中国进入五百强的100家企业里面有16家是亏损企业，其中不乏规模巨大的中国铝业和鞍钢钢铁。

　　尽管投资资本收益率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在实践中， 刘俏认为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仍存在三大机结构性缺陷：

　　一是金融中介效益低下，资金没有到需要资金支持的企业中。

　　二是结构不合理，风险承受和分解能力弱。“我们太依赖商业银行，这种情况下，整个银行体系承担了中国经济大量的系统风险，慢慢非常难做。这就是为什么建行行长讲我是弱势群体，工行行长说我现在也变成创业者了。”刘俏表示，把大量的系统风险让银行承担，经济不好的时候增发贷款，刺激投资。但是一旦坏账又要考核银行，这对银行来说确实比较难做的。

　　三是金融中介服务的覆盖面非常窄。在零售业务里面，大量“屌丝”基本得不到太多的金融终结服务，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制约了企业层面投资资本收益率的提高。

　　改变现状需要新的金融体系，刘俏称之为‘金融2.0’版本，他提出了建设新的金融体系的几个关键点：

　　一是需要鼓励创新，或者创新金融业态的出现。把传统金融机构所摒弃的小商户纳入金融服务的范围，提升金融终结覆盖面效率。

　　二是政府放下金融领域进入的门槛，发展民营银行，主要为被传统金融机构忽略的企业进行服务。

　　三是新三板通过创新企业，给他们提供股权交易的平台，让地方政府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主导作用的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