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能源产业在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后进入了发展快速道。短短几年时间里，我国的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占到全球三分之一以上，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在霾深雾重的日子里，风电被赋予了特别的期待，但是囿于输送“公路”并不通畅，原本可以助力蓝天的风电，依旧免不了“窝电”的窘境。其实不只是风电，在过去几年里，不少新能源制造业受政策刺激作用影响出现了迅猛的增长，又因为失去政策的青睐而陷入低谷。

　　风能、光伏能否弥补“减煤压煤”后的能源消费缺口？新能源产业如何走出产能过剩仍急速增长的怪圈？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长周大地。

　　记者：建设新能源特区真的能缓解雾霾吗？

　　周大地：我们治理雾霾，中心的问题就是控制煤炭或者直接燃烧类化石能源的使用量，甚至出现明显的下降。而我们的能源消费量却还是需要有所增长，这样一增一减就必须有替代的新能源。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对治理雾霾肯定会起到积极作用，但我想现在的雾霾问题不是靠一个基地就能完全解决的。

　　记者：我国风电装机量很大，但弃风限电却非常普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周大地：弃风的主要原因还是价格问题。要想治理雾霾，就要增大能源使用成本。煤炭便宜，但对环境污染大，造成的雾霾治理起来很困难。这是一个政策问题，电力调度方面是不是以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为中心，其他围绕着可再生能源发电进行调整。如果我们还是像现在这样采用利益均摊的方式，大家都有配额，好坏都要上，情况肯定难以好转。不过我相信，随着雾霾治理压力越来越大，电力调度政策会做出调整。

　　记者：我国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有很多，这些政策真的落到实处了吗？

　　周大地：应该说目前政策不配套的部分还是很多，这个不能慢慢调整，而是要尽快调整。新能源的发展需要社会多方面取得共识，变成明确的政策。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法治，那我们的能源法就要根据能源发展战略和现在治理雾霾的要求进行必要的修改。这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这是一个大政策，要实现可再生能源为中心来调度，产生的各种成本怎么分摊，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

　　记者：政策应该调整的方向在哪？

　　周大地：目前我们的政策之间协调性还是有问题，既有鼓励新能源发展的政策，又有一些政策卡住了发展的路径，政策之间不是往一个地方使劲。在我国，过去电不够用，现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电力富裕甚至过剩，那再发展新能源，就必然面临着要关掉其他产能的问题，这就需要政策的支持。新能源利用率比较高的国家，比如德国，对于发展可再生能源有统一的目标和认识，即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全社会对于发展新能源的认识都是统一的，总体来说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记者：所以风电上不了网不是因为电网安全或者电网建设问题？

　　周大地：我认为核心问题不是。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占到能源结构的百分之六七十，电网安全也是有保证的，所以核心还是调度问题。

　　记者：这两年关于降低风电上网电价的议论很激烈，您怎么看？

　　周大地：如果能保证风电上网，其实价格低一些风电企业也可以承受，关键还是上不了网的问题。

　　记者：风电电价高，这也是个现实问题。

　　周大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电价肯定是要高一些，但是可以同时做好节能。在我国，除了少数高耗电产业，比如电解铝之外，电力成本在大多数企业成本中并不高，提高电价对于企业的运行不会有太大影响。而在居民电价这块，涨价可能只会对少部分入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