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鲜以真面目示人，很可能是逛街时与你擦肩而过的路人甲；他们烂熟法律规定、精于索赔技巧，即使被奉为打假英雄时，也毫不避讳“逐利”的初衷。职业打假20年，他们有人出入乘豪车、坐拥豪宅，也有人被无情淘汰，争议始终伴随。记者走近职业打假“老炮儿”，探究这个群体背后的“江湖”。

　　江湖

　　“打着王海的旗号反王海”

　　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12副假冒索尼耳机，并依法获得赔偿，从此走上职业打假道路——这是中国民间打假的开端。

　　“职业打假人”迅速引起关注和效仿。无数个“王海”奔向各地商场、市场，媒体上经常看到各种黑幕被曝光、知名企业陷入“造假门”。

　　那时，杨连弟还是北京一个连锁超市的店长；前公安民警、工商局干部刘殿林已“下海”经商，受“王海现象”影响，二人开始打假生涯。

　　刘殿林专程从河北到北京“拜师”。一年后渐丰，刘因不认同当时王海的观念和打假模式等，与王海分道扬镳。其拉着一帮人组成联盟，“打着王海的旗号反王海”。

　　打假人与商家的“恩怨”也颇有意味。“3·15”前，“大佬”杨连弟亲自出手，向北京一家销售过期糕点的知名商场索赔。他说这家商场的总店是他打假起点，他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单”。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不能在总店正常购物，因此对商场“格外关注”。

　　刘殿林则因揭露凉茶中违规添加药物与一家凉茶企业结仇，但几次交锋后“一笑泯恩仇”，被聘为打假顾问。

　　往事

　　曾有人被打死后抛尸

　　“曾有打假人，被打假对象雇来的人在派出所门口扎成重伤。”王海说。

　　刘殿林说，在广州“暗访”人血白蛋白造假时被对方识破，他的两个“拜把兄弟”险些被打死。“有次打假牙膏，我们被几十个操着铁棍子的人围殴。6人在医院急诊室里躺了一排，有个兄弟胳膊肿得和腿一样粗。”

　　震动最大的一起案件发生于2003年，“民间调查员”黄立荣在偷拍、监视紫禁城国医馆老板时被发现，被活活打死后抛尸。

　　“那是风险没有控制好。”谈到打假人受到暴力袭击，王海说。为保护自己，他有一些“规矩”。比如一些水果摊、小商店缺斤短两，会提醒他们，但不会真“打”。

　　王海还用“大众脸”、当过兵等标准招募打假人员，这也几乎成了所有打假公司招募员工的标准。

　　“职业打假人”还必须学会处理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部门的关系。“我们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投诉，如果出现行政执法部门地方保护、不作为，那我们就会坚决告它。”王海说。

　　是非

　　“打假起步价”为30万元

　　“收钱噤声”是行内通行的潜规则。私下达成协议后，打假人不会将企业的不良行为公之于众。

　　“2004年我收入两千多万，交税200多万。”刘殿林说。

　　光鲜难以掩盖“职业打假人”因逐利而不可避免的“原罪”。

　　一些“职业打假人”收了“保护费”后，任由问题企业继续生产、销售问题产品；有的用造假手段向雇佣他们的品牌公司索要奖金。

　　杨连弟曾目睹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维权”：“几个人在超市里说货架上的果冻有过期的，连钱都没交就要求赔五千。”

　　如果让王海的公司帮助打假，起步价是30万元——这是针对企业的价格，他坦承“‘职业打假人’打假的初衷就是为了赚钱”。“索赔是一项民事权利，打假人可以选择索赔后不举报、不披露。”

　　“不管是不是为了赚钱，打假都应该获得惩罚性赔偿。”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会长河山认为，在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净化市场等方面，“职业打假人”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也折射出有关部门的不足。

　　中消协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认为，违法经营者对“职业打假人”的赔偿是他的违法成本，从长远看，这个成本最终还是要由消费者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