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芝商所(CME Group)首席执行官傅品德·吉尔

　　作者简历

　　傅品德·吉尔(Phupinder Gill)：1988年2月加入CME， 2000～2003年担任CME清算所董事总经理兼总裁，2004年起担任CME及CME控股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主要负责实施战略举措以拓展CME的核心业务并在场外交易市场及新兴市场中寻求新的全球增长机会。Gill自2012年起担任CME首席执行官。

　　记者：在中国，关注期货市场的人们都或多或少地知道CME。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CME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多元化的期货及衍生工具市场。回顾CME的发展历程，您认为哪些年的哪些事件，对于CME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傅品德·吉尔：回顾历史，交易所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转折点。从1848年全球第一个期货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成立开始，我们所做的就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我们上市的期货合约、中央对手方清算等，都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一个转折点是我们从商品创新转向金融创新。CME始于1872年成立的纽约黄油及奶酪交易所，后来我们推出了猪腩期货、瘦猪肉期货以及活牛期货，这一创新使得我们的期货产品从黄油、鸡蛋发展到了活家畜。到了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货币期货应运而生，这一年CME达成了首笔金融期货交易。1975年，CBOT推出了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抵押凭证期货合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利率期货合约。

　　第二个转折点是交易所从会员制转向公司制。最初创建交易所的会员出售公司并将其上市，使得我们现在拥有了股东。当交易所公司化后，不再有特殊利益关系者，这意味着我们得以自由地不断创新，并以此满足客户需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随后颁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带来了交易所发展历史中的第三个转折点。世界各地的监管者在那年首次了解到期货市场比场外市场更有效率，他们也开始认识到透明度、流动性以及中央对手方清算的重要性，这也导致了衍生品场外市场规范化的发展。

　　记者：您认为类似的趋势也会发生在新兴市场吗？

　　傅品德·吉尔：我确信类似的情况一定会在新兴市场出现。中国衍生品市场必须像所谓的西方国家那样保持透明度，才可以服务于你们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们看到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例如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已经首先宣布更加规范地管理场外清算，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新兴市场国家最终都会这么做。作为新兴市场代表的金砖国家都正在更有效地管理场外市场，巴西正在进行，而印度也已经宣布成立了清算所。

　　记者：有评论说，CME的发展史就是全球商品期货、金融期货的发展史，我们看到，创新对于推动CME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想知道，CME创新的动力来自哪里？

　　傅品德·吉尔：应该说，创新是CME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原因。1981年，我们推出了欧元/美元期货，这一份本来以伦敦市场为基础的合约，却可以每天在芝加哥交易数百万张，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欧元/美元期货的创新，使得在CME交易能够获得更高的资本效率。

　　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推出了天气指数期货。当时还有很多人嘲笑我们的创新，但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有确实的需求。比如说你在海边从事租售生意，当下雨的时候，你可能什么也租不出去，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天气指数期货合约来管理你所面临的天气风险。

　　我相信CME持续不断的创新就是我们在众多交易所中脱颖而出的原因。CME在利率期货上的创新，使得我们在过去五年中，每天的合约交易量都增加30万张，这是很多交易所无法做到的。

　　CME的创新并不止于产品，我们同时会在连接及配套上创新。在风险管理上，我们于1988年首次设计并推出了一个风险管理软件SPAN（Standard Portfolio Analysis of Risk），这是衍生品领域第一个衡量证券投资组合风险的系统。继而，CME面临一个选择：我们应该自己保留这个软件，还是卖给其他交易所共同使用？我们最终决定和其他交易所共同使用，因为我们把它视作向全世界提供的风险管理服务。现在全世界有60多个交易所都在使用SPAN，其中包括那些与我们存在竞争关系的交易所。由于风险管理的本质特点已经发生改变，SPAN目前只是CME多重风险管理工具的一部分。认识到当世界在改变，风险管理也在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电子交易平台——CME Globex，这也是全球首个期货与期权电子交易平台，它可以实现每个交易日24小时不间断交易，并且在微秒之内到达全球160多个国家，极大提高了市场效率。CME Globex不但对交易所的发展和客户而言非常重要，对于CME而言，这项创新更是贯穿了整个价值链。

　　记得在26年前我刚刚进入CME时，我们的日成交量是30万份合约。2014年10月15日，市场波动突然加大，似乎全世界的客户都开始在CME交易，当天我们共成交4000万份的天量合约。就如今我们非常大的市场规模来说，这是一个巨大且持续的变化，用一个词来描述我们的现状，那就是：变化，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对于CME，从未改变过的只有变化本身--我们不断处在变化的模式中并且一直尝试着变化。

　　记者：良好的风险管理机制是创新得以实现的基础。您认为CME风险管理机制的要点是什么？但是有些时候，风险控制与创新也会构成矛盾，过度的风险控制抑制了创新空间。在风险控制和创新之间，CME如何进行决策和平衡？

　　傅品德·吉尔：我认为创新和风险管理并不矛盾。CME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SPAN系统及对交易所采用的各种交易监督机制，都会确保市场功能得到有效发挥，防止头寸无限制增加，我们对交易的透明性有明确的要求，对于保证金、持仓限额，以及哪些是市场参与者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都有明确的规定。当然，我们也会随着时间不断改善这些体系和制度。

　　从市场规范的角度看，CME的各种机制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规定市场监督部人员发现问题后，要直接向市场监督部门通告，以确保监督工作不受其他因素干扰。CME的风险管理体系就是清算所主席领导下的清算系统，清算所主席的主要职责是确保风险管理体系正常运转并且风险管理手段不断创新。同时，产品开发也在不断创新，并且与风险管理创新独立运作。

　　我们要铭记需要产品创新的原因。产品创新的目的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以及满足客户的现实需求，而风险控制措施及其效果，本质上来说就是让交易者不再为这些风险担心，这正是交易所存在的原因。如果交易所失去诚信和市场的信任，交易所就将被市场淘汰，因此，创新与风险管理并不矛盾。

　　记者：个人投资者是市场发展的基础，CME如何实现对个人投资者的权益保护？

　　傅品德·吉尔：对CME来说，一个基本的不变的信念是，不管投资者是个人、商业企业或是机构，我们始终坚信我们所期待的客户群是拥有专业知识的客户。你可能会听到市场中有人说“沪深300指数（CSI300）快推出了，可以大赚一笔啦！赶紧下单吧！”这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市场。但我们想说这就是市场，它存在波动性，也有准备金要求，这些都是市场的特点或规则。如果我们向某个投资者解释清楚这些，他就知道该如何去借助市场以实现其投资目的。过去CME的客户基础就是那些个人投资者，如今CME的主要客户是机构投资者，但投资者教育同样不可或缺。

　　CME其中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教授客户相关的专业知识，帮助全球的客户了解市场。在亚洲，CME很大部分的费用支出都用在教授客户专业知识上，这其中包括解读白皮书、分析报告等，帮助市场参与者了解CME、衍生品市场、现货市场以及世界其他交易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些基础知识让我们的客户拥有了全球视野，对CME而言也是有益的。

　　在CME，任何能达到经纪人风险管理要求的交易者均有资格开户，但CME及旗下交易所不与个人投资者直接进行交易。我认为中国交易所的保证金机制非常有效：如果没有保证金，就不能进行交易；如果亏损后不及时补充资金，也不能继续交易。这个机制非常好，但是它只适用于现金交易。如果投资者有其他形式的抵押品，像主权债券，那么这个机制就派不上用场了。现金交易非常简单，但在世界上更多的市场中现金只是被承认的抵押品之一。在一个简化的市场中，现金交易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可是当市场的复杂性越来越高，这个机制将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情况。我相信中国未来将具有更加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国因此也需要改变市场管理机制，引入其他形式的抵押品，这是中国期货市场持续发展的基础。

　　记者：我们看到，CME通过购并一些交易所以及和一些交易所的合作，不断扩大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同时事实上，全球很多交易所也不断基于类似的标的物推出类似的期货及衍生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竞争。您怎么看全球交易所的这种合作、竞争关系？

　　傅品德·吉尔：如果你仔细观察CME，就会发现我们主要在美国国内进行整合和并购，在美国之外却很少，但是我们一直与国外交易所有合作。因为在美国国内，这些交易所有相同的客户群，相同的业务地区，同样都要为客户节约资金。有时为了实现交易还要联结三四个交易所，而这些交易所的保证金要求都常常不同，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通过整合并购成立了如今的芝商所。我们要为客户节约资金，为后台员工节约资金，也为经纪商节约资金。

　　我们并不太熟悉美国以外的市场环境，但是我们提供了三种工具供客户交易使用。我们的全球性分销网遍布超过160个国家，并拥有世界领先的交易匹配引擎——CME Globex，我们还拥有世界领先的清算系统，并采用SPAN和其他工具进行维护。我们把这些带给我们的客户及我们全球的交易所合作伙伴。

　　例如，马来西亚可以提供棕榈油合约但缺乏全球分销网络，我们可以让马来西亚的交易所连接到Globex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这样一来，为马来西亚投资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发展新的客户群。我们同样帮助了韩国的KOSPI200指数合约、墨西哥指数合约、巴西Bovespa产品，让它们通过与Globex连接实现全球交易。如果通过一个内部的系统将这些交易所连接起来，那么客户只需去一个地方即可交易这些产品。客户的成本会下降，全球的交易效率则会上升，从透明度的角度看，风险管理也会变得更加清晰明确。我们深信，协同合作并继续扩展和深化合作是正确的。我们与其他交易所竞争，但是我们也认同一种理念叫“合作竞争”，即合作与竞争并存，实现两者其实并不矛盾。

　　记者:我们看到，CME和中国的一些交易所也有越来越多的合作，比如和一些交易所签署了备忘录，和一些交易所合作开发了合约。未来还可能会有哪些合作？

　　傅品德·吉尔：事实上，我们已经准备好与中国所有的交易所签署谅解备忘录，提供我们拥有的任何针对中国市场的知识产权。中国将于2月9日上市上证50ETF期权，在期权市场，我们的SPAN系统对于评估期权风险是非常有用的。同时，中国许多交易所开始在上海自贸区运营，期望进而与世界接轨，但是这个成本很高，如果借助CME的系统，则可以节省成本提高效率。所以这意味着我们之间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许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就像我们许多年前帮助创立英国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 以及新加坡商品交易所（SGX）一样，因为我们相信，越多人了解衍生品，就会有越多的人参与交易；客户的选择多了，就会去流动性最高的市场参与交易。随着市场的发展，投资者的专业知识会越来越丰富，而我们必须要对自己有信心。拿能源和黄金产品来说，我们这里有市场基准；对于利率产品，我们这里构建了长期和短期利率曲线；至于外汇产品，我们的流动性更高。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机制、产品和平台有信心，而且还会不断地创新和发展，这些使我们可以从容地应对市场竞争。我们喜欢竞争吗？也许不，但是终有一天，我们都会从中受益。

　　记者：目前，包括CME在内的6家境外交易所推出共计11个品种的人民币外汇期货产品。相比较新加坡和中国香港，CME的人民币外汇期货产品交投比较清淡，CME是否有计划进一步完善或创新人民币期货产品？

　　傅品德·吉尔：自2013年4月以来， 我们看到美元/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量大幅增长，至今已经有大约20亿美元的名义交易。在CME推出的众多外汇合约中，美元/人民币期货一直是增长第三快的产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的三年期外汇市场调查，2014年，人民币首次进入全球十大交易最频繁货币榜单，成为第九活跃的交易货币，交易量由2010年4月的每天340亿美元增至2013年4月的1200亿美元，占全球外汇交易规模的2.2％。显然，随着在全球交易中的应用，人民币已不再是一种新兴市场货币。

　　随着标的现货市场的增长，我们预计衍生套期保值产品会因客户对管理人民币风险的需求而有所增加。特别是，人民币期权作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流动性和受青睐程度日益提高。CME目前正在评估在2015年推出美元/人民币期权期货的可能性。

　　记者：近些年来，中国的期货市场经历了快速发展，但总体而言，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发挥得并不充分。如何建设一个更加高效率的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您对中国市场的建议是什么？

　　傅品德·吉尔：在期货市场，一个新的产品或交易的推出，需要同时考虑许多因素。首先我们要先确认业界对该产品有真正的潜在需求。其次，产品设计应尽量简单，方便客户理解和使用。最后，我们需要了解客户的真正需求。在设计和制定新产品过程中客户的反馈是至关重要的，而在这方面，中国的交易所做得非常出色。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教育和流动性对市场发展的重要性。公平和透明的交易和清算系统，以及互动的教育计划非常重要。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交易所，对市场参与者有许多教育工作要做。监管机构在塑造期货与期权市场大环境及产品开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市场还需要全球分销来扩大产品知名度。由于中国目前是封闭的市场，投资全球分销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而与提供这样服务的可靠的伙伴结盟可以是一种解决方法。CME拥有全球分销能力，我们的理念是建立自我强化的互利关系，这使我们成为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如果是与CME合作，我们会要求合作方的技术必须与国际客户现有的交易和结算基础设施相兼容，而且其风险管理体系和法律法规需要与国际标准一致。

　　至于流动性，可能需要考虑做市计划，以确保流动性于早期便已存在。这绝对为有经验的做市商带来不少参与机会，而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外国交易所亦可以把全球清算和执行的专业知识带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