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高达千万元的年薪，掌管着高达数千亿元的资产，他们就是基金公司事实上的掌门人——公募基金总经理。然而，这个外表光鲜、薪资丰厚的岗位并不像很多人想象般趋之若鹜。在行业整体萎靡的当下，除了沉重的董事会考核压力，还必须周旋在股东之间的这群人其实并不轻松。这也导致了每年近两成的总经理离职率、部分公司总经理岗位难产的窘状。随着元老们的逐一离去，公募基金业褪去“个人色彩”后，正迎来一个纠结的掌门新时代。

　　掌门人都从哪儿来

　　有媒体曾如是描述这群人：他们很神秘，多数蛰伏后台，不轻易露脸。但他们真实的个性、为人处事风格、背景资源深浅、管理水平高低等，无不彰显在基金公司各项对外表征中。与其他行业相比，基金行业是一个高智商人群聚集的行业，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同龄精英，总经理自然更是精英中的精英。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担任总经理呢？五年前的一则公告给出了清晰的框架。

　　华安基金2009年全球招聘总经理时，其对于总经理的岗位职责是如下描述的：1、全面主持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的各项决议；2、主持拟订公司年度投资计划、投资方案和基金运作方案，并负责组织实施；3、完善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确保公司管理体系科学、有效、高速运行；4、主持公司经营班子各项日常经营管理工作；5、负责处理公司重大突发事件；6、指导协调公司各职能部门工作，考核各职能部门负责人；7、负责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公司股东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作为公司代表处理对外重要事务；8、致力于培育公司核心竞争力，建设保证公司永续经营的企业文化；9、行使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那么，符合条件的这些总经理们又是从何而来呢？

　　“下海”官员是其中不得不说的一类，基金业刚刚成立之际，最早一批下海的证监会官员大多到基金公司担任总经理，其中肖风可谓鼻祖。资料显示，肖风1993年进入深圳市“证管办”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副主任，离职后，自1998年4月1日起开始筹建博时基金公司，之后担任总经理及副董事长职务，2011年7月离开博时基金。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有40名基金公司高管曾为中国证监会官员，他们下海，催生了两位董事长、两位副董事长、15位总经理、6位副总经理和17位督察长。目前，仅18位在职。根据已披露的信息，基金公司引入的“下海者”，绝大多数出自证监会内部一些“实力”部门，如上市发行部、基金监管部、机构监管部、法规部等。

　　事实上，基金公司最重要的总经理来源是股东方选派。他们被称为“实战派”，来自证券、信托公司等，强项是证券投资，很多拥有一线实盘操作的经验，也是目前基金公司总经理中最多的一类。

　　此外，还有一些通过公开招聘而来，如华安基金原总经理李勍就是其中一位；目前因为空缺而公开招聘的纽银西部基金也通过这种方式选帅。

　　总经理任职现状

　　从性别来看，男性掌门人占据着绝大多数。目前成立的96家公司中，女性总经理的人数为5人，占比仅为5.2%。这5人分别是工银瑞信郭特华、国泰金旭、华宝兴业黄小薏、浦银安盛郁蓓华和易方达刘晓艳。

　　不过，接下来女性队伍有望迎来新成员。证监会信息显示，原富国基金副总经理孟朝霞拟任融通基金总经理的申请已于8月5日上报。融通基金现任总经理奚星华于2011年3月24日上任，任职已超三年。不过，有关其离任的公告尚未发布。

　　目前还有8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一职仍虚位以待，尚未最终确定人选。其中，大成、道富、国海富兰克林、国联安、华安、华夏和纽银梅隆基金7家公司总经理目前由董事长代任；嘉合基金总经理的职务由公司常务副总裁代任。不过徐岱拟任嘉合基金法定代表人暨总经理的申请已于8月21日提交证监会。

　　行业龙头华夏基金的总经理人选最受业内关注，公司原总经理滕天鸣于8月19日离职，业界有传闻称，曾任证监会国际部副主任的汤晓东或许是下一任总经理。而在上周六，华夏基金公告汤晓东担任公司督察长，因此其总经理仍是谜。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上一任总经理李雄厚于去年9月9日离任后，总经理职位已经空缺近一年，如今终于确定了人选，即曾担任鹏华基金副总裁的毕国强，毕国强的高管任职申请于8月28日提交。公开信息显示，其曾任鹏华基金总裁助理，2011年12月29日任鹏华基金副总裁。

　　老总们薪水相差10倍

　　由于基金行业的高薪酬，基金公司总经理的收入也一直备受人们关注。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公司规模以及业绩等不同，这些名片上都印着总经理的金领们的收入差距也是“蛮大”的。

　　据悉，原深圳某基金管理公司的老总2005年的年收入已突破1000万元，虽然至今已经过去十年，但千万元这一数字目前依然是总经理们收入的高点。业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京、广、深等地一些大型基金公司的总经理部分人的年薪依然达到了税前过千万元；一些中型基金公司的老总们的年薪在500万-700万元区间；一些小型的基金公司总经理收入多数超过200万元。不过，对于一些新成立的小公司总经理而言，如果首年业绩不佳，年薪不足百万元也并不奇怪。

　　据透露，100多万元的高管底薪是市场的平均水平，但是不同规模公司之间差距很大，如果再算上年终奖，排名前五和后五位的基金公司可能产生10倍的差距。

　　按照地域来分，总经理整体收入水平深圳最高，其次是北京，最后是上海。“总体上来看，近几年基金行业老总的薪酬变化还是比较平稳的，起伏没有特别突出。”一位基金行业资深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目前，总经理的薪酬基本都是由固定收入加浮动部分组成，浮动部分则主要根据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而定，考核指标通常包含收入指标和规模指标。收入指标主要是管理费(公募和专户)总收入，扣除成本目标，计算出利润目标；规模指标主要包括总资产规模目标、新基金发行只数、新基金发行规模、市场占有率和行业排名指标等。如今，风控目标也渐渐成为基金公司关注的一项指标。一般情况下，不同的公司，考核的侧重点有所差异。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基金公司都是如此，老总和股东之间因为利润分配问题，最终分道扬镳的也不在少数。比如信达澳银基金公司前总经理王重昆，就是因为此前和股东关于利润划分上意见不一致，最终选择离开公司。

　　转身而去各有因

　　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基金业，基金公司总经理往往是以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出现，发生变动并不奇怪，这些人变动的背后，除了自身职业发展的需要外，股权激励的缺失以及股东的变化成为主要导火索。

　　国内基金公司的激励手段单一，往往只提供年终奖金，缺乏灵活性和与长期业绩的关联。这也导致了心累、失望的众多总经理转身离去。令人唏嘘的是，在昔日大佬几乎尽数离去后，股权激励这一方式才在今年从中欧、天弘以及前海开源等公司破冰。

　　由于公募基金发展在近年来遭遇了低迷期，迟迟赚不到钱的一些股东萌生退意转让股权，而由此导致的股东变动也引起了总经理职位变化。如国泰、万家、中海等公司，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董事会自然也面临换血。此外，一些股东方派来的总经理在业绩不佳或者有其他需要的时候就会被召回。

　　总经理变更最频繁的是在合资公司。一些公司在前三年的创业期中股东相安无事，但随着控股股东希望增强其在公司经营中的话语权，没有实际经营权的控股股东与拥有经营权的非控股股东之间的矛盾渐显，反映在基金公司内部则是非控股股东委派的总经理与控股股东委派的董事长之间的相互掣肘，最终双方在利益上再次妥协。妥协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换一个双方都认可的总经理。这样的情况在上海的合资公司中尤其突出，特别是一些内外资股东都比较强势的公司。

　　最后一种因素只在上海出现，主要是上海金融工委对于挂靠于旗下的几家基金公司管理思路的转变，从原先高管人事的组织审批变革为市场化招聘，去年富国基金以及今年华安基金的总经理招聘就是这方面改革的实践措施。

　　下一站去往何处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位高权重的总经理也是一样。离任后，他们还需要解决的就是下一站的选择。

　　经过对历年案例的梳理，我们发现，大佬们都做了各自的选择。有人选择了同业跳槽、有人选择“私奔”、有人选择“回归”老东家、有人选择赋闲休息、有人选择另起炉灶，还有部分彻底从我们视线中消失。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在所有离职的公募总经理中，选择奔向私募的人数最多。如原华商基金总经理余路明离职后出资900万元成为杉杉资产二股东，且是公募总经理中转投私募第一人；今年2月离职的兴业全球原总经理王晓明，就转投了私募基金； 原招商基金总经理成保良离职后筹建上海瑞力投资，担任公司董事长；原交银施罗德总经理莫泰山加盟重阳投资，目前又选择自立门户再创业；原金鹰基金总经理林金腾离职后成立了宝来德资产管理公司……

　　除了奔私外，同业跳槽也是总经理离职的一大原因。如原银河基金总经理熊科金跳槽到长城基金任总经理；原民生加银总经理张嘉宾跳槽至金元惠理任总经理；原国联安基金总经理许小松跳槽至招商基金任总经理。

　　总经理们的另一个重要的去向就是回到股东方，如原国海富兰克林总经理金哲非离任后就是回到外方股东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集团继续工作；原国联安基金总经理先江离职后就返回安联。

　　还有一部分大佬选择了跳槽到其他行业，如华夏基金原总经理范勇宏在离职后就选择了到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担任首席投资官；而大成基金总经理王颢离职后转投的是人保资管；同样是行业风云人物的博时原总经理肖风于2011年8月2日离职后出任了万向信托董事长。包括汇丰晋信原总经理林彤彤在内的一些人则选择了彻底离开。

　　无论是彻底离开还是选择其他，对于这些大佬们而言，公募业是一个终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