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

　　今年，关于故宫的新闻很多，从5月份热闹一时的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到8月份尘嚣再起的哥窑门、瞒报门、私拍门及清宫旧藏木质屏风被水泡，围绕故宫博物院的“扒粪”运动持续升级，神圣、神秘的故宫正在失去往日的光环。

　　人们追问，现在打理故宫的都是些什么人？而我想起的却是一位多年前被故宫开除的人——王世襄。

　　记得上个世纪末，刘廼中先生向我推荐两位文博大家写的书：朱家溍先生的《故宫退食录》、王世襄先生的《锦灰堆》。

　　前一套我读的很溜，它有故事性；第二套读的很诌，许多领域是我陌生的。

　　我喜爱收藏有年，凡是与收藏沾边的都要认真去学，我在认真梳理两位先生的人生轨迹时发现，两位文博大家都被中国第一大文博单位——故宫博物院开除过，只不过朱家溍后来被请了回去，而王世襄却拒绝了邀请。

　　那么，王世襄与故宫之间有怎样的恩怨情仇呢？

　　王世襄与故宫的关联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1941年11月，刚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不就的王世襄，辗转到了战时陪都重庆，他首先来到重庆南岸海棠溪的故宫博物院办事处，求见父亲的老同学、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表达自己想为故宫工作的愿望。

　　可当时的南迁文物分别藏在四川乐山、峨眉山和贵州安顺的山洞里，无法进行正常的整理、研究工作，而王世襄又不愿坐在办公室应酬，所以他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

　　

　　

王世襄收藏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跟随故宫博物院原文献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

　　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首先抓住了这个重点。

　　1946年2月25日，王世襄在中山公园董事会宴请了当时北平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

　　当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据王世襄后来撰文回忆，一年中，他在平津地区经手清理的文物主要有：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余件；收购郭禅斋藏瓷二百余件；追回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约二百件；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一千八百余件；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银行的一批文物。这些文物绝大部分都移交给了故宫。

　　他还被派往日本，费尽周折追讨回107箱被劫掠的善本图书。在450个日日夜夜里，他为追回文物奔波忙碌，可后来，他不但没有因为这份历史功绩受到表彰，反而蒙受不白之冤25年之久。

　　1946年7月10日，王世襄开始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其后，受故宫委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记录下诸多重要流失文物。1948年8月回国，1951年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

　　在1952年开始的“三反”运动中，王世襄与马衡院长和朱家溍先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由于他有抗战胜利后作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成了运动中要打的“大老虎”。在办案人员眼里，作为“接收大员”，难道还有不贪污的？

　　他先是被关在故宫东岳庙，然后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审查进行了一年多，最后证明了他的清白无辜。

　　王世襄在关押期间得了肺病，“取保释放”后，故宫却开除了他的公职。

　　后来他进了民族音乐研究所，1954年，故宫想调回王世襄，被拒绝。

　　我没有听到过王世襄诋毁故宫的话，但可以想象得出，一个视文物为第二生命，对故宫曾以终身相许的人被无端猜疑、审查，最后撵出故宫，内心会是多么的悲凉，你爱故宫，故宫爱你吗？

　　

　　

王世襄信札

　　故宫开除了王世襄，使故宫失去了一位学贯中西、精力充沛、业务娴熟、甘愿奉献的领军人物；故宫开除了王世襄，却给中国、给世界逼出一位独一无二、百科全书式的民俗文物、文博大家。

　　人们都说王世襄爱玩，并送给他“京城第一玩家”之美誉。

　　少年时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弄鸽子、耍大鹰、捉兔、逮獾；成年后玩书画、雕塑、金石、建筑、家具、乐器、漆器、匏器、竹刻、铜炉、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等，由“玩”而成“学”，最后成为一代大家。

　　黄苗子先生说他是“玩物成家”，启功先生则称赞他是“玩物壮志”。马未都先生说他：“王世襄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出身上层社会，却关注社会底层的乐趣，这在中国文人里是不多见的。”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可我觉得，他的这些“玩”是被逼无奈之举，是离开故宫之后内心痛苦的一种释放。

　　

　　

王世襄藏书

　　王世襄离开了故宫博物院，甚至远离了主流意义上的文博界，他不再有机会接近那些他钟爱的文物，但他却割舍不了自儿时开始的爱好。

　　王世襄出身豪门，他的祖父是前清官员，官至工部尚书，是收录于《清史稿》的人物；他的伯祖是光绪三年的状元，徐世昌和梁启超都是其门生。

　　他的父亲王继增曾留学巴黎政法大学，后在前清和民国政府里从事外交工作，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他的母亲金章1902年留学英国，学习西洋美术，后成为着名的花鸟画家。

　　他的大舅金城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的领袖，四舅金西厓虽然大学学的是建筑，但最终却成为一代竹刻大师，“海上画派”的吴昌硕、吴湖帆等名家对他赞许有加。

　　可以说，王世襄的家族为他在儒学礼教方面提供了精神出处，而母亲家族中则为他提供了巨大的艺术基因。

　　儿时的王世襄调皮好动，喜欢的是养鸽子斗蟋蟀，为了锻炼身体，也拜前清宫廷里的“扑户”学摔跤。而这些人又喜欢养鹰捉兔挈狗捉獾，于是他又爱上了调教鹰狗的游艺。

　　他的父亲曾是外交使节，很早就知晓了外语的重要，因此王世襄被送到美国人在北京办的美侨学校读书，学成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王世襄先生墨宝

　　童年是无敌的，他日后的研究多来自小时候的积累。

　　在燕京大学读国文专业的时候他是尖子生，所以于鹰犬蟋蟀的玩性就更大了，揣着蝈蝈进课堂是他最有名的段子。而和一个异常迷恋中国古典家具的德国医生的来往，为后来研究明清家具埋下伏笔。

　　离开故宫之后，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开始收藏、研究明清家具、鸽哨、竹刻、葫芦等。在风起云涌的时期，“不问政治”的他常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与工匠、民俗艺人混在一起。

　　他待人谦恭，跟底层人打交道非常多，因此许多民间的工匠也愿意跟他交流，把技巧告诉他。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着述：《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

　　在离开文物岗位的整整十年中，王世襄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坚持文物研究。诸如《髹饰录解说》一书的撰写，明式家具实物、技法、文献材料的收集，清代匠作则例的访求、整理、汇编等，都是这十年中惨淡经营、点滴积累而成的。

　　王世襄觉得离开了故宫，离开了这是非之地，自己就可以安宁了，可以研究自己的藏品，专研自己的“偏门”。

　　可是不久，“文革”开始了，红卫兵冲进他家的四合院，推倒葫芦架，拔起葫芦秧，砸碎盆栽花卉，临走在他家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王世襄站在一片狼藉的院子当中，他知道自己手中的家传之物和平素收藏是躲不过劫难的了，于是“自我革命”，主动向自己单位“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提出了“抄家”申请，1966年9月2日，古玩、字画、图书、家具等大批财物都被抄走。

　　我在《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中见到过这些查抄清单和后来的返还清单，清晰而详细。正是这个“自觉行动”挽救了他的绝大部分收藏，使大批宝物得以整体保存下来。

　　在他下放湖北改造之时，被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文人雅士雅集之地芳嘉园，一下子拥进了八户人家，私家小院顿时成了一座大杂院。

　　

　　

王世襄和夫人

　　改革开放以后，他用十年时间跑房管所和“落实政策”办公室，让小院里住户减少到三家人，但最后还是因为不堪其他住户敲铁皮噪音之苦，被迫搬离。

　　1998年，香港友人庄贵伥为纪念父辈，愿出资购买王世襄将珍藏的明清家具，捐赠上海博物馆。王世襄开出的条件只有一个：这《明式家具图录》上的80件家具，要一件不留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而自己只要十分之一的钱——够在北京城买得起一套公寓就行。

　　随后，王世襄便从芳嘉园搬迁到了迪阳公寓。不久，芳嘉园先于它的主人在京城消失。

　　王世襄先生在传媒与大众里走红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而后来的收藏热、传统文化热更是将先生的声望推向又一个高峰。

　　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但王世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学者，他的着作专业性都非常强，但是，他研究的基础是兴趣。

　　他的专业水准是在常年的兴趣中、在不断赏玩的过程中点滴积累起来的。

　　王世襄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书画、雕塑、烹饪、建筑等方面。他对工艺美术史及家具，尤其是对明清家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均有深刻研究和独到见解，对古典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他注重长期的实践考证，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迄今为止已写出专着10余部，论文90余篇。

　　2000年，86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这套奇书出版后一纸风行，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4次。

　　“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玩主，老大京华辑逸文。”着名翻译家杨宪益曾经为这位多年至交赋诗一首，短短四句，道出了王世襄最精髓的人生故事。

　　2003年10月29日，王世襄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几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故去。

　　同年11月26日，中国嘉德开槌拍卖“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所拍都是王世襄将夫妇倾半生精力孜孜以求、精心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文物精品。

　　王世襄在收藏这些藏品时，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支持，全凭自己的学识与眼力，点点滴滴集腋成裘，其间付出的心血与精力非“甘苦”二字可以道出。

　　这些藏品几乎每件都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动人经历，王世襄把它们一一着录于《自珍集》中，取敝帚自珍之意，将其中故事娓娓道来，令读者观之心动。

　　有收藏家说，俪松居藏品如到了常人手中，如无《自珍集》的诠释，其市场表现定会大打折扣。当然，收藏家们收藏的还有一份王世襄、袁荃猷在文物界、收藏界特有的人格魅力。

　　

　　

王世襄手书

　　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对待文物的看法都是聚散有时的，而王世襄最终选择了“散尽”。

　　记得王先生曾坦言：“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物归其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

　　这可谓是一个文物家、收藏家的大开悟、大智慧和大境界。也正是因为王世襄的豁达，这些藏品也有了更多的前世今生。

　　2009年6月，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王世襄先生“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而此时，先生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无法接受任何荣誉了。

　　2009年11月28日，这位被故宫开除、自学成才的文博大家，这位穷其一生玩得专心致志、玩得痴迷不悟、玩得忘乎所以的老人，尽兴而去。

　　“不论我受到何种冲击，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污蔑，我坚决要求自己坚强、坚强、再坚强，只要活得长一定能笑到最后。”

　　“我很坚强，蒸不熟、煮不烂，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规，一不自寻短见，二不铤而走险，全力着书立说，做对祖国文化有益的工作。我按照我的道路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应该得到公正的认识，我能做到，这就是我的胜利。”

　　先生的话语在每一个爱他的人心中回响。

　　闻听噩耗的香港作家董桥连连摇头，“这样的老人，以后没有啦，没有啦”。

　　王世襄先生离去两年了，带走了他的故宫复杂的感情。先生决不会想到，在他离去后，故宫接二连三出丑，名誉扫地，颜面尽失，多年的管理弊端一一显现。想问九泉之下的先生，您还爱故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