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陈垣先生著作和稿本

　　几乎每隔几年，中国艺术品市场都有一两种艺术品成为新宠，一方面是拍卖公司、古玩界、收藏经纪人“事先看好”了某些类别的藏品有潜力，就先期大量“囤货”， 通过人脉之口口相传，专场拍卖的推动，更多以众媒体及舆论之“概念引导”炒作这类拍品；另一方面，在此类古董或名家书画被炒热、追捧，此后的一年半载或较长的时间里，这些艺术品被一般收藏者因从众心理驱使而“争购”，使其逐渐“干涸”。而由于市场“永远逐利”的本性，猎寻新的藏品目标就成为下一步的必然选择，就如同不断循环的“明星制造”业。

　　近年来，通过市场观察，笔者发现，“文”字号藏品已越来越多地受到藏家、投资者的热捧，除了尤以古籍碑帖、文房清供、文人手札等为显，几成“薄发”之势。此“薄发”或曰“勃发”，“包装”、“炒作”因素少，实乃20多年来中国拍卖业日渐圆熟，藏家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鉴藏理念到位之“厚积”的结果。

　　固然，从一个大的概念来说，所有的艺术品都是文化产品，民族的审美旨趣、宗教与习俗、其时的人伦教化需求、历史、科技等要素均溶在其中。但本文所指的“文”物，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不包括一直风行拍场的“文人”书画，或瓷器中具有浓郁文人画特质的浅绛彩。

　　古籍碑帖，是“文”物的最集中载体，承载着“纸上”传统文化的精髓。某种程度上来说， “文”物市场吃香，拍场走红，就是中国古代“上层建筑”之意识形态“吃香”、“走红”，而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到今日能被“看到”、“触摸”，进而可以捧回家细细研思，就是靠留存于书册上的文字、图式所赐。因为有了百年千年相隔，它们被称为“古籍”、“碑帖”。古籍碑拓近年在市场上非常火爆。在2013年的春秋两拍中，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翰海、北京匡时、西泠印社、中贸圣佳、上海朵云轩、北京诚轩、北京荣宝、北京华辰等10家拍卖公司，共推出了“古籍碑帖”专场20个，成交4226件(套)，成交额为3.3亿元。此外还有北京的中国书店、上海的嘉泰、博古斋，天津的鼎晟、立达，南京的盘龙等，均专事古籍拍卖。2012年北京匡时夜场拍卖，“过云楼藏书”以2.162亿元人民币成交价，创下中国古籍拍卖的世界纪录，一年后匡时秋拍的北宋刻本《礼部韵略》，也以2990万元创当年高价。

　　古籍碑拓为什么“吃香”？除其本身因为资源稀缺、赝品较少等优势外，主要还在于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纸上”的集中体现：经史子集、碑文拓片等。而当下之时代，现代化、全球化一日千里，相对于现代化带来的“机械化”、“电子化”，带有人类原初诗情画意及手工体温的艺术品、工艺品，变得更为稀有而可贵；而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越来越靠近欧美文化之倾向，使民族文化被极大削弱，古典文明的力量被消解。喜欢中国古典艺术品的买家，几乎都是对传统的、民族的文化，怀有深厚感情者。一方面，他们买这些艺术品，固然有投资的取向，但喜爱这些艺术品之美和民族审美特质，应是最初的出发点和最后的落脚点。并且，越是现代化、全球化的语境，越能从“比对”中凸显出自己的民族特性、传统之优异。我们姑且借用词语“吃香”，其实只是想表明：并非因为是现在被“感觉到了”、“被发现到了”而拥趸它，促其走红，而是它本身的“回归”——掸去其上被岁月和记忆遗落而积起的灰尘，让它呈现出应有的迷人状态。

　　事实上，古代“耕读”社会，“耕”即是读书，即是崇文。著书立说、刊刻书册、惜字藏书等一直是风尚，在古人精神生活中地位很高。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无论是皇家、官舍，还是民间乡绅“诗书传家”，对建藏书楼均非常重视，古董反倒是作为一种“玩意”，被归为生活调剂、嗜好之范畴。走俏市场的“文”字号，除了古籍类，另一大类是文房雅器。文房类用具的材质较为丰富，有金、玉、石、瓷、铜、犀、玳、木、竹等。作为古代文人的日常用品，文房杂项保留至今总体数量不是很多，主要原因在于其本身的制作数量也不是特别多，且绝大多数集中在“识文断字”者手里。而制作工艺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匮乏，民间流传的多是家族手工业作坊式制笔的工艺流程，“指导材料”少，也直接影响了“产品制作”。文房四宝、印章、印盒水盂、笔筒、笔洗、镇尺、紫砂壶、鼻烟壶、砚屏、文玩核桃、手串等文房杂项，一般都具有小巧、精致、优雅、文气等特点，它们既可为习字、作画、熏香之实用，也是修心怡情养性的陈设品，甚至是娱乐休闲之器物。而今日很多都市人，居家都辟有大书房，里面配备了电脑、音乐播放器等现代电器。如有文房清供等“请入”，则更能增添古雅恬静之气，将书房营构成一种清和雅正的“精神道场”，成为现代人释放压力、心灵栖居、情愫游逸的一个美妙所在。由此，从古玩店到拍卖场，文房类艺术品的“吃香”成为一种必然。以砚台、古墨等文房四宝为例，近年市场价持续上升，古墨价格从数千元到几万元不等；手串、佛像、佛珠、熏香等也逐渐走俏。有资料统计，2013年中国嘉德等国内10家著名公司共推出过40个文房清供专场，成交3110件(套)，成交额高达7.19亿元。其中北京保利春拍的“燕闲清赏——翦淞阁文房古器录专场”取得了100%的成交率和8892.95万元的成交额，西泠春拍的文房清玩·晚清四大家篆刻专场也100%成交。就像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总经理陆镜清说的那样：“文房艺术品是‘小中见大’的，‘小’是价格上的小，‘大’是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大。文人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文房又是最能体现文人精神的。”

　　文人的文稿手札、名人的题跋墨迹等，是这两年备受瞩目的拍场新品，也是“文”字号走红的后起之秀。拍场热捧的“文人”、“名人”，包括政治文化界名人、专家、教授、学者、演艺界人士等，这个群体“产出”的信札﹑条幅、对联、笔记、手稿、题词﹑手书古诗文﹑临摹写生等，品目很是丰富。

　　笔者打开手边的《光明日报》，在“美术版”上便刊发了整版的“大家墨迹”，这批选登的“文史翰墨——首届中华诗书画展”，实际上就是“文化名人”作品。这些作品既有鸿函巨椟的珍藏手稿﹐也有俛拾才思的自书诗文﹐更有笔墨横姿的妙手丹青。介绍提到的文化名人有袁行霈﹑饶宗颐﹑吴小如﹑冯其庸﹑叶嘉莹﹑戴逸﹑刘征﹑汤一介﹑傅熹年﹑王蒙等。

　　文人、名家手迹的拍卖，以可供套现的信札为宠。2014年春季歌德艺术拍卖，“赵庆伟藏名家文稿遗墨”专场座无虚席。该专场呈现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大家的手写书稿原稿，开启了手稿收藏新领域，成交率高达95%。其中王朔手稿《一种感觉》，是当时红极一时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的重要组成部分，以28.75万元成交；钱钢的报告文学手稿《唐山大地震》以16.1万元成交。近两年，史家的纯粹学术著作和稿本，也走出了“枯燥无味”故纸堆，开始被藏家认可。继2012年“南长街54号藏梁启超重要档案”公开拍卖后，2014年6月13日“陈垣先生著作和稿本”也在广东崇正拍场以630万元人民币整体落槌。尽管拍卖之前已引起中山大学、中山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和新会图书馆的极大关注，但最终结果不是学术机构购藏，而是为私人藏家夺得。事实上，除重大的史料与研究价值外，这批手稿文献的另一大亮点是其书法价值。陈垣擅长书法，字体近似米芾，潇洒流畅，晚年依然笔力雄健，令人追慕。

　　市场有“需求”，拍卖公司就不会放过“商机”。以西泠拍卖为例。2009年秋，西泠首度推出“名人手迹·碑帖书法专场”，随后几年精心梳理推出“近现代名人手迹暨纪念辛亥革命专场”、“近现代名人手迹暨纪念对日抗战七十五周年专场”等。专场每次推出大约200件拍品，成交率每次达90%以上。2013年秋拍，他们将名人手迹的征集范围扩大到了国际，推出“中外名人手迹专场”。专场中国部分的拍品，包含了辛亥前贤、国共两党党史重要人物遗墨，台湾“中央研究院”重要文史资料，以及林语堂、沈从文、陆小曼等民国名士和邓丽君等华人巨星相关藏品。其中一封来自周恩来、陈云关于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通信，以235.75万元高价成交，而外国名人手迹是国内拍场首次规模性推出的拍卖，汇集了狄更斯、哈代、柯南道尔、雨果、左拉、大仲马、小仲马等重量级作家的亲笔信，罗斯福、丘吉尔等政治大腕的亲笔信，以及爱因斯坦的书信、好莱坞影星及音乐家签名照等。更早以前，明清文人、名家的信札尺牍，已为目光独具者注目并抢得先手，如2008年，著名演员张铁林以250万元买下清代画家赵之谦的《国朝汉学师承续记》手札三十九通，2009年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为藏家斥资744.8万元夺走。

　　“文”物走红拍场有何真正的“秘密”？那就是“文”物越来越深地契合目光敏锐、文化层次渐高、投资愈加理性的收藏家的雅正选择——古籍碑帖，满足身处现代科技与全球一体化的当下都市人，对中国本民族传统文化“再回归”的感知、体认；文房清玩则能纾解现代人的竞争压力，陶冶精致文雅之情趣，安抚孤寂中的闲适和不安；文人信札满足普通人“走进名人精神世界”、“触摸名人心迹”的好奇，破除对名人及某些历史细节的“神秘”，并且，将一些独特文献资料“归我独藏”，涌出文化占有感和欣喜感。此外，作为投资品，“文”物一直以来学术梳理不多，系统性不高，也没有被资本规模运作，其市场价相对平稳，为投资入手最佳之机。

　　这些拍品本身含有丰富的历史、艺术等价值并稀缺，拍场又是你竞我争的一种业态趋向，故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收藏家投资者们，便因此能集聚起“文化梦”——拍卖竞得“文”物。如此收藏行为，既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又有前瞻向好的投资回报，如是，“文”物不“走红”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