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是黄永玉老先生创作的第四轮“猴”票——《丙申年》特种邮票发行的日子，众多集邮或不集邮的生肖邮票发烧友为了能在第一时间拿到它，忍受彻骨的寒风在邮局外面提前一天甚至两天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成为物质极大丰富年代绝少见到的街市奇景，由此引来无数媒体记者前来探班，大呼让人看不懂。这也让我不禁想起36年前的T46《庚申年》特种邮票、也是黄老先生创作的第一轮“猴”票发行时的波澜不惊。（更多精彩，尽在《中国集邮报》。请到邮局订阅《中国集邮报》，记住邮发代号：1—164。）

　　1980年，邮电部将在农历己未年除夕发行新中国第一套生肖邮票的消息，我还是从《北京晚报》上知道的，因为没有图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也就没当回事儿。当时人们信息交流主要靠写信，如果遇到特别紧急的事情就去发电报，电话根本就不在考虑之列。正因为如此，那会儿到处都是卖邮票的，不仅在邮局可以随时买到纪特新邮，就连百货店、副食店，甚至单位传达室都有代卖的，这种最常用的面值8分的“猴”票怎么会买不到？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农历庚申年正月初五（1980年2月19日），父亲带我去北京站送别来北京游玩的舅舅。从北京站出来后，应该在距离最近的地铁站东南口进站乘车回家，可我们却穿过站前广场去了斜对面位于西北角的北京站邮局。节日里邮局空荡荡的，显得有些冷清，我去柜台前问营业员：“有什么新邮票吗？”营业员闻罢拿起票夹子举着给我看，用手指着上面一溜红色的邮票，问：“有这个，要多少？”我定睛一看，在夹满各种面值普18邮票的票夹子上，还有一溜被撕成直五连的邮票，中间印的是一只眼冒金光的黑色淘气小猴子，那鲜红的底色与邮局门口悬挂的灯笼交相辉映，甭提多喜庆了。这就是那枚听说过却没见过的T46《庚申年》特种邮票啊，“拿一条吧。”“4毛。”就在这时，等在旁边的父亲说：“再拿一条，凑个整多好！”就这么简单，我花8毛钱买了10枚第一轮“猴”票。8毛钱是什么概念呢？我当时在北京九中读高中，一天三顿在学校吃，一个月的伙食费才13元。只是当时如此奢侈地买邮票可不是用来收藏的，而是要寄信使用的，那会儿大家都认为只有收集信销票才有意义。父亲部队有个战士收集新票，经我“点拨”后改集信销票了，现在想来真是误人子弟！

　　春节后开学我们便进入到紧张的高考冲刺阶段，班主任王知勉老师是教语文的，每天晚自习下课前都会给我们讲各种体裁的范文，以提升我们的作文水平。有一天她讲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讲的时候随口说现在写信比西汉时不知方便了多少，贴邮票都不用涂胶水了，说着就掏出钱包从里面取出1枚邮票，伸出舌头一舔往手里的书上一贴，然后传给同学们看。您肯定猜到了，没错，这是一枚“猴”票。现在想来把这枚已升值到1万多元的“猴”票换成百元大钞，整本书也贴不下呀，可在那天的晚自习上谁都没拿它当回事儿。也是，谁会拿1枚8分的邮票当回事儿呢！

　　当年9月，我终于挤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被录取到设在河南郑州的某所军校。虽然军校学员享受义务兵供给制，但“文革”中废止的义务兵免费寄信制度还未恢复，私人信件的邮资还需自己负担。为了寄信方便，临出门时我把家里的邮票带走一些，其中还有未用完的“猴”票。随着时间的推移，邮票用的也差不多了，一天偶然路经火车站附近的集邮门市部，进去买邮票时见一个邮票贩子手里拿着“猴”票喊价3毛一枚，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待回到宿舍拿出剩余的邮票一清点，竟然还真剩有一枚品相非常好的“猴”票，暗自庆幸之余赶紧拿出来夹在日记本里，心里想的却是等有了信销的再用它。也许是天意吧，在读大学的4年里，收集无数信销票的我竟与信销“猴”票无缘，1984年7月大学毕业时，这枚新票又被我带回北京，一直留存到今天。

　　到单位报到后回家休假一个月，一天闲来无事便整理家中积存已久的信件，从中发现我在学校写给家里的一封信贴的还是“猴”票。喜出望外之际，连脑子都没过，拿起剪刀就剪了下来，泡洗、晾干、压平，瞧，多棒的信销票！自此我有了一新一旧两枚“猴”票，只是一想起当年亲手做的毁封留票的蠢事，也只能暗暗叫苦打掉牙往肚里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