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愚公移山》，是徐悲鸿先生的著名作品，许多国人在中学的语文课本上就认识了它。然而，许多人并不了解它背后的真正故事:它所表现的，是修筑“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感人故事。

　　六个健壮的赤膊民夫，顶天立地，在画面中央并列排开;肌肉鼓张的躯体大幅度扭曲，挥舞铁耙，正奋力开山;白发长须的老者在旁交代着什么，透着镇定和坚毅;妇女和孩子也出现在工地上，显然也经历了一番辛苦劳作……

　　“画中的这些民夫，表面上是愚公和他的家人，实际上是滇缅公路上挥洒汗水的修筑者。”重庆交通大学校长唐伯明说。

　　滇缅公路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之中。由于日军封锁中国东南沿海，东部、中部主要港口、铁路、公路沦陷。为了运输盟军支援的物资，和外部世界联系，二十余万国人在崇山峻岭、原始森林中修建了这条长一千多公里的简易公路。

　　大师徐悲鸿为何把目光投向祖国西南方的滇缅公路呢?故事要从1939年说起。

　　那时，侵华日军攻势凶猛，中国国土不断沦陷，已到了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为了捐资救国，徐悲鸿来到华侨聚集的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并把全部收入捐献，用于赈济灾民，支援抗战。

　　画展结束后，徐悲鸿应著名诗人泰戈尔的邀请做客印度。虽然地域隔绝了战火，但徐悲鸿始终牵挂着苦难中的祖国。当时，喜马拉雅山另一端的滇缅公路正在紧张修筑之中，修路民夫的坚强意志、巨大牺牲，让徐悲鸿深为感动。激情澎湃之下，他创作了这幅《愚公移山》，在1940年完成。

　　“修筑滇缅公路，和中国神话故事‘愚公移山’有极其相似之处。”青年国画家韩鹏说，愚公所面对的太行山和王屋山，就是修筑滇缅公路的民夫所面对的崇山峻岭;愚公和修路的云南人民，都是为了信仰而不畏牺牲，矢志不渝。

　　那么，《愚公移山》中所画的妇女小孩上工地的情景，符合修筑滇缅路的实际吗?记者重走滇缅公路发现，它完全如实反映了当时几乎全民动员修路的场景。

　　“我们村里，八九岁的娃娃去修路的就有四五个。”在滇缅公路新修路段的起点——云南漾濞县，89岁的修路老民夫马树华说，当时全县动员修路，家里有钱、殷实的，还可以雇人出役;许多没钱的人家如果派不出壮丁，就只有让妇女、娃娃上工地。

　　不仅如此，《愚公移山》中描绘的那些简陋的修路工具——铁耙、小车、拉车的牲畜，也是完全符合史实的。“修筑滇缅公路，几乎没有任何先进施工机械，仅靠双手和简单工具完成。”唐伯明告诉记者。

　　石碾子——对于这种简陋的修路工具，86岁的老民夫黄炳祥记忆犹新。“八九个人才能拉动，一出事故就要人命。我一个姓许的工友就被它碾压死了。”

　　新华社记者此次重走滇缅公路，见到了石碾子的真实面目。它是重达数吨的巨大石轮，用木架牵引，是当年修筑滇缅路的常用工具。“它沉重、简陋，很难操作，一旦遇上险路、陡坡经常发生事故。”漾濞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应讯说，修路时的事故率和民夫伤亡率都很高。

　　许多路，是悬崖峭壁上生生“抠”出来的。例如著名的“老虎嘴”，就是在怒江峡谷西岸的悬崖上硬挖出来的一个豁口，成为了来往滇缅路上重要桥梁——惠通桥的必经之地。

　　70多年后的今天，重走滇缅路的记者找到老虎嘴，尽管路面更宽了，路况更好了，仍然觉得颇为凶险。它一侧是峭壁悬崖，另一侧就是汹涌奔腾的怒江。头顶上千钧巨岩突出，状如虎口，仿佛随时都可以把车辆吞噬。当年筑路的艰辛可想而知。

　　“如今，当我们站在《愚公移山》前，仍然能感到作者澎湃的激情。”韩鹏说，只有记住滇缅公路的历史，才能读懂大师的这幅画作——它不只是一个古老的神话，而是一个伟大东方民族追求自由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