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烧瓷业发展到了唐代，出现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系统，并出现了评品瓷器高下的专薯——陆羽的《茶经》，瓷器的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晚唐时期越窑青瓷的质量已大为提高，原料经过很好地粉碎、淘炼，瓷胎胎质细腻致密，不见分层现象，气孔也少，胎色呈灰淡紫等色。成型技术也普遍提高，器型规整，碗、盘、执壶等胎面光滑，釉层匀净，坯体显著减轻，图足纤细，足壁外撇，制作十分认真。釉料处理和施釉技术也较前有很大改进，釉面均匀，开细纹片，没有剥釉现象，呈色黄或青中泛黄，滋润而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

　　匣钵的使用是唐代瓷业装烧技术的一个重大贡献。越窑在中唐以前，多采取叠烧，用明火烤成。凡碗、盘等圆器，都逐层叠烧，以增加装烧量，所以器底很厚，碗、盘的内外底均留有支烧痕迹，釉面也不可避免有烟炱或砂粒粘附。中唐以后，匣钵的创用，使越窑成为一代名瓷，促成了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的新发展。

　　邢窑是北方最先烧成白瓷的名窑，并且是把白瓷提高到“白如雪”的高水平的重要瓷窑。邢窑“类银”、“类雪”的白瓷在邢窑白瓷的产量中仅占少数。这类白瓷采用优质原料，制作精细，造型规整，胎质坚硬，釉色洁白，河北省邯郸陶瓷公司研究所对之作了初步测定，邢瓷细瓷的白度大约在7 00以上。

　　虽然陆羽从品茶的角度，抑邢而扬越，认为越窑瓷器质量应在邢窑之上，从窑址中发现，邢窑确是大量生产粗白瓷，陆羽贬之也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从《茶经》的记载里知道，北方邢窑白瓷和南方越窑青瓷在唐代是齐名的。

　　唐代的陶瓷生产布局虽有“南青”与“北白”之说，但这是对整个唐代陶瓷发展整体情况而言，唐代瓷器生产除了青瓷与白瓷之外，还有“釉下彩”瓷与“花瓷”等新品种，“三彩陶器”也是唐代制瓷工艺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釉下彩”是唐代制瓷工艺的新成就之一。唐代越窑青瓷采用刻划花装饰的同时，浙江临安唐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即采用褐色釉下彩绘装饰。然而越窑的釉下褐彩并没有发展起来，北方邢窑也仍然采用刻划花装饰，唯独湖南的长沙窑发展了釉下彩，釉下彩的运用，为瓷器装饰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长沙窑初期采用模印贴花装饰，为了突出它的效果，往往又在贴花上再施褐色彩斑，然后施青釉。这种釉下彩的褐色水渍斑在元和三年双系罐一类器物上以及模印贴花壶就已普遍使用。壶罐肩上饰以褐绿四圆斑，时间可能稍晚。出土器物有唐大中十二年镇江少卿墓中的一件双系罐。釉下褐绿彩有两种：一种是在坯上用褐绿彩直接画纹样；另一种是先在坯上刻出纹饰轮廓线，再在线上填绘褐绿彩，最后施青釉。釉下纹饰的大量出现，为后世釉下彩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花瓷”的出现，是唐代陶瓷工艺又一大成就。所谓“花瓷”，是指一种黑釉带乳白色或乳白中呈现针状蓝色斑的瓷器，器形主要有壶、罐、拍鼓等，故宫博物院藏唐黑釉斑点纹拍鼓是它的代表作，这种瓷器曾经在古董市场出现并称它为“唐钧”，建国以来在河南郑州、泌阳、郏县等地的唐代墓中出土较多’因此推测它的窑址可能就在河南这些地区。

　　关于它的产地。根据唐人南卓《羯鼓录》“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撚小碧上掌下须用明肯之声……且操用石末花瓷，因是腰鼓……”的记载，可知它的产地在河南鲁山。 1 9 7 7年故宫博物院第3次派人赴鲁山调查，终于在鲁山段店窑址中，发现黑釉斑点纹腰鼓的残片多件，与故宫博物院所藏腰鼓完全相同。证实了南卓《羯鼓录》记载的可信，而且得知烧“花瓷”的窑址除了郏县黄道窑、鲁山段店窑外，还有禹县的上白峪窑。腰鼓残片在上白峪窑也有发现。

　　禹县是宋代钧窑的故乡，宋代钧窑的产生与“花瓷’’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陶瓷生产中的另一突出成就，就是一般俗称“唐三彩”的陶器迅速发展。在唐代以前的北朝时期，尽管出现过黄绿彩陶器而被视为唐三彩的前身，然而它毕竟还不是三彩。唐代的三彩釉陶是唐代陶瓷生产中的一支独放异彩的鲜花，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的珍品，它的出现与发展又是唐代厚葬之风的产物。唐三彩虽是陶器，但与一般低温的釉陶不同，它的胎体用白色粘土制成(高岭土)，釉料则用数种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主要有3种：用氧化铜烧成绿色、氧化铁烧成黄褐色，氧化钴烧成蓝色，并用铅作釉的溶剂，利用铅在烧制过程中的流动性烧成黄、赭黄、翠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各种色调，斑斓绚丽，使人想见盛唐的风采。它的烧造工艺是两次烧成，先是在1 1 00℃左右的高温下烧出素坯，然后在已素烧过的胎体上施釉，再经900℃低温烧成。

　　唐三彩器大致可分如下三大类：一类是生活用器，有瓶、壶、罐、钵、杯、盘、碗、盂、烛台、枕等1 0多种，而每一种又有许多式样，如瓶就有双龙耳瓶、双系扁瓶、花口瓶、洗口瓶和细颈瓜腹瓶等多种；一类是俑，人物有贵妇俑、男女侍俑、拉马俑、文官俑、武士俑、胡俑、天王俑等，动物俑有马、驴、骆驼、猪、牛、羊、狗，禽有鸡、鸭等；再一类是居室用具的各种模型，常见的有亭台楼阁，又有花园中堆砌的假山和水榭，各种房屋、仓库、厕所、车、柜等等，凡死者生时所享用的事物无不具备。

　　唐代三彩陶器的制作始于何时，从有纪年的唐墓考察，早於唐高宗时期的唐墓不见出土。这似乎说明，三彩陶器始烧于唐高宗时期。三彩器在唐墓中作为一种随葬品而盛行，大约在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650——756年)o出土三彩器重要的纪年墓按其年代早晚为顺序，计有昭陵陪葬郑仁泰麟德元年墓(664年)、献陵陪葬虢王李凤上元二年墓(6 7 5年)、咸阳北郊契必明万岁通天元年墓(6 9 6年)、西安东郊红庆村独孤君妻元氏长庆三年墓(70 3年)、乾陵陪葬永泰公主神龙二年墓(706年)、乾陵陪葬懿德太子神龙二年墓(70 6年)、乾陵陪葬章怀太子神龙二年墓(7 0 6年)、昭陵陪葬越王李贡开元元年墓(7 1 8年)以及西安西郊鲜于庭诲开元十一年墓(7 2 3年)等等。可见三彩器的制作至迟在唐高宗时期就已经开始并很快发展起来。三彩生活用器的出现要早于三彩俑，武则天以后的墓葬中三彩俑才较多地出现。唐开元、天宝年间(713 --756年)，是烧制三彩陶器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产量大、质量高、色彩绚丽、造型多样，而且人体结构准确，形态逼真传神。天宝以后三彩的数量逐渐减少。至中晚唐以后，三彩器在墓中几乎没有出土而被瓷器所代替。

　　出土三彩器的地区除西安、洛阳唐墓外，还有江苏扬州、山西、甘肃两省的唐墓，其他省区很少。这种情况似乎说明用三彩器随葬主要流行于西安和洛阳。

　　唐三彩器的产地目前只在河南巩县发现了烧三彩器窑址一处，出土的标本有黄绿白三色的双系钵、白釉蓝彩碗以及蓝釉瓶，还出土有贴花陶范等。巩县窑发现后虽然可以据出土标本推知洛阳唐墓出七的部分三彩陶品中有巩县窑的产品，但巩县窑址中没有发现三彩俑类标本。洛阳唐墓出土的三彩俑很多，应当还有专烧三彩陶俑的窑场。更值得提及的是，西安出土三彩陶器的数量比洛阳还多，特别是其中大型的陶塑，不可能从远地运去，据此推测，西安附近也应有窑场，今后在河南、陕西等地发现是完全可能的。

　　唐三彩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一样，在唐代就已经输出海外。国外的考古发现表明，沿着陆上的丝绸之路和东海、南海海路沿线都发现了我国的三彩陶器，如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埃及、朝鲜和日本。在唐三彩的影响下，古代朝鲜的新罗还烧成了“新罗三彩”，奈良朝的日本也仿烧成功“奈良三彩”。可见，唐代三彩釉陶器并不仅作为明器殉葬之用，而且同时还大量销往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