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羊头

清 郎世宁 《开泰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玉卧羊形砚滴(清宫旧藏)

　　早在《诗经·召南》中，就有“文王之政，德如羔羊”之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提到：“羊，祥也。”由此可知，“羊”在古代有着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等寓意。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羊是各种文物艺术品中特别喜闻乐见的题材：无论是商周时期的国之重器，还是源远流长的玉文化，以及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中国绘画，羊的“出镜率”都非常高，其形象也很“正能量”。在羊年到来之际，我们请文博专家们详解一下历史上那些“羊”的佳作。　　

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的晋侯墓玉羊 (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羊在原始艺术中是主角

　　追根溯源，羊的形象在中国的原始岩画和彩陶文化中就多有出现了。譬如新疆、内蒙、青海、宁夏等地发现的原始岩石画中，羊就是动物形象中的主角，既有猎羊图、牧羊图，也有羊只嬉戏的母子同乐图、人羊共嬉图、双羊角力图等。其中羊角是画面中重点刻画的部位，古人喜欢将其夸大，有的甚至弯曲延伸至尾部。而新石器时代的新郑裴李岗遗址、武安磁山遗址、河姆渡遗址，也都出土过陶羊，它们或立或卧，质朴可爱。

清 苏六朋《苏武牧羊图》(纸本设色，广东顺德博物馆藏)

　　从岩画到商周青铜器，再到历代艺术品，羊一直喜气洋洋地“出镜”，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表示，中国人喜欢羊，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国一直是农耕社会，羊和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可谓特殊的伙伴——羊既是劳动工具，又可以作为食物，还是献给神灵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在人们心目中，羊与“祥”相通。西汉董仲舒云：“羊，祥也，故吉礼用之。”在众多古器物的铭文中，“吉祥”也多作“吉羊”。像浙江地区，过去还有一个风俗，嫁娶时要买羊送给新郎新娘，就是取其吉祥之意。古代宫中的小车为羊车，也是取“祥车”之意。汉代还给这种车的驾驭者一个官衔，叫做“羊车小吏”。到南朝时，“羊车”更从宫廷走向民间。

　　另外，还有很多汉字、成语都与羊相关，比如“群”字，就是取“羊性好群”之意；再如“美”字，《说文解字》曰：“美，甘也。从羊，从大。”徐铉注释说：“羊大则美。”可见“美”是由羊大而味甘而来。而“三阳开泰”作为一种传统的吉祥装饰纹样，是由《周易》卦象的变化引申而来。该纹样中以三只羊代替“三阳”，附加太阳及其他景物，构成吉祥的画面。这一吉祥如意的理念如今也已深入人心。

　　由此，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主任、玉器专家古方甚至认为，中国的龙图腾、阳图腾展现的是阳刚之美，凤图腾、羊图腾展现的是阴阳之善，龙凤是虚、羊阳是实，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也是羊的传人。

商代晚期 双羊尊 (大英博物馆藏)

　　商周羊尊被赋予神性

　　商周青铜器中的羊造型非常多，工艺也特别精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告诉记者，在很早以前，羊就和牛一起成为祭祀中最重要的牺牲。古文字中“牢”有两种写法，其中一种写法就像围墙里面有一头牛或者一头羊。青铜器出现以后，人们不仅用真实的羊来祭祀，还开始铸造羊形器物以作礼器，这就是羊尊，它不是大众日用器物，而带有某些象征意义。商周时期的羊尊，往往还会附加一些神秘的图案，譬如一只小老虎、一条小龙，或者雕饰一些夔龙纹、凤鸟纹或者饕餮纹，以增加其神性。

　　在所有商周方尊中，迄今为止所见最大也是最精美的一件，应是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这件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月山铺的容酒器，器身呈方形，长颈高耸并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其头颈伸出器外，四羊的前胸构成尊的腹部，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可谓构思奇巧，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商 四羊方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另外，像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商代晚期双羊尊，也是精品中的精品，且与现存于日本的另一件，属一对。创作这两件双羊尊的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每一件都是以羊的前半身相结合，形成对称的造型，这在历史上很罕见，至今考古学家都没有发现过有双牛尊或者双虎尊。而且这一对双羊尊表面上看起来一样，仔细观察，一件上面的羊有胡子，一件没胡子；一件羊的腹部底下有卷毛，一件没卷毛。因此，两件中可能一件代表了公羊，一件代表了母羊。此外，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三羊尊，同样是我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佳作。

　　到了东周及战国时期，随着外来艺术的影响，比较写实的羊形青铜器物开始出现。譬如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卧羊铜灯，就是其中的代表。卧羊肚子里装油，盖的一半翻过去到了头上支撑起来，就可以把灯组架上去，可谓艺术造型和实用价值紧密结合。据介绍，商周时期，立羊造型最多，到了汉代，则以卧羊为主。

汉 卧羊铜灯(河北省博物馆藏)

　　玉羊备受古人偏爱

　　在中国八千年玉文化的历史沿革中，玉羊雕一直是历代推崇的动物造型之一，不亚于龙、马。古方表示，从目前的考古发掘和考古资料中可知，玉羊从商周开始出现，到清代乾隆时达到顶峰，主要以陈设和装饰用玉为主。

　　商代的玉羊出土量极大，古方说，妇好墓出土的玉羊头达到364件，为和田玉中的籽玉雕成，造型相对比较夸张，轮廓简练。

　　到了汉代，圆雕玉羊的造型已十分准确，大多是静卧形态，身体肥硕，背部丰满，短颈，嘴部似榫凸，羊角雕琢细致，大而夸张，一般向下盘旋弯曲，羊身上多有以手工刻出的阴线，线条细短、排列整齐且弯曲有度，一般刻于颈下、身体两侧、腿弯处，这些特征可作为识别汉代玉兽的重要标志和断代的依据。

　　像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汉代玉卧羊，青白色玉料，外形与现代的绵羊类似，为匍匐姿态，两只前足一跪一起，两只后足贴卧于腹下。羊头微微昂起，目视前方。双角弯曲，盘于头后方两侧，颈下及身体两侧有羊毛。

　　同样藏于故宫博物院另一件汉代玉卧羊形砚滴，制作得也非常精美，由一块青玉圆雕而成，也是清宫旧藏玉器之一。玉卧羊形砚滴同样是绵羊形象，匍匐在地，羊头微微昂起，目视前方。羊的头部为深褐色，面部为三角形，双角弯曲，盘于头后方两侧。羊背部有一圆形凹洞，洞上置双兽形圆柱纽盖，这应该是明代人改制的，以作为砚滴使用。

　　玉卧羊还作为席镇使用，用来系压帷帐或席角。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普遍席地坐在草席之上，因而类似的席镇出土很多，例如现藏南京博物院的汉代金兽就是席镇之一。

　　而藏于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自山西省曲沃晋侯墓地63号墓的晋侯墓玉羊，也是圆雕作品。其最具特色的是，头部至颈部、背至尾部有隆起的棱脊，饰有排列整齐的阴刻纹，具有前后呼应的效果，在当时极具先进性。　

元 赵孟頫 《二羊图》卷(纸本水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古画中多有“吉羊图”

　　在传世的历代绘画中，也有不少关于羊的名家名作。朱万章告诉记者，“三羊开泰”在绘画中得到比较多的表现，应始于宋元时期，这是有关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绘画题材；另外，像历史故事“苏武牧羊”和神话传说“龙女牧羊”，也在历代画作中多有涉及。“苏武牧羊”目前所知历史上最早的绘画作品是唐伯虎所作，但只有史料记载，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而清代中期广东画家苏六朋，则可谓画“苏武牧羊”的专业户。“这一题材的作品苏六朋传世的就有十几件，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顺德博物馆及香港博物馆等。这些作品有个基本的构图定式，就是苏武拄着或举着汉节，旁边围绕着两三只羊，中间没有任何衬景，从中让人感受到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和气节。”朱万章说。

　　而像南宋画家陈居中所作《四羊图》、元代画家赵孟頫所作《二羊图》及清代郎世宁所作《开泰图》，更是历代画羊的代表作。

　　《四羊图》以左实右虚的一角景式构图，描绘四只毛色各异的山羊。整体构图简洁，精练的笔墨，淡雅的设色和准确生动的形象，充分而传神地表现了山羊顽皮、好斗的天性。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珍藏的赵孟頫《二羊图》，则是他传世作品中除画马以外的唯一一幅走兽图，画左有自题：“余尝画马，未尝画羊。因仲信求画，余故戏为写生，虽不能逼近古人，颇于气韵有得。”由此可知，这是一件乘兴之作，画面比较简单，共写两只羊，左边毛团团者为湖羊，白地褐色花斑，肥壮饱满，仰首而视，姿态安详平静；右边为山羊，长毛飘垂，体态轻盈，目圆睁而有神，翘尾弓身，正低首作啮草状。赵孟頫采用对比手法，画出了湖羊与山羊各自的特色，并以一静一动的姿势，来丰富画面的表现力，增强美感。以湿笔润出湖羊的卷毛，斑斓丰满，毛质厚实；以干笔拖出山羊柔软的长毛，随势飘拂。虽是不经意之作，却较准确地表现出羊的身体结构和各部分的形状，反映出赵孟頫敏锐的观察力及较强的写实能力。清代时，乾隆皇帝还在此画上题诗一首：“子昂常画马，仲信却求羊。三百群辞富，一双性具良。通灵无不妙，拔萃有谁方。跪乳畜中独，伊人寓意长。”其中的“跪乳畜中独”，确实是观察到羊在百兽之中的独到之处。《春秋繁露》云：“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郎世宁的《开泰图》中，三只羊正好就有一只小羊前腿跪地，向上仰头正在吸吮母羊的乳汁；母羊一动不动，似乎唯恐惊扰小羊吃奶。

　　当西方媒体纠结于中国人所说的羊年究竟是山羊、绵羊还是有角大公羊时，《二羊图》已表明，在古代绘画作品中既有山羊也有绵羊，而青铜器上的羊，看起来更像是有角大公羊。因此，对这个问题，西方人恐怕要无穷无尽地纠结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