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地区这样的地下窑洞还有很多。

　　相亲失败的邵鹏江愁容满面。

　　女孩追求山外的生活，导致许多山村男女比例结构性失调，缘此，许多山村的留存、当地村民的婚姻观乃至生活，都由此发生诸多变化；不害怕嫁出去的姑娘适应不了异地的生活，只担心外来女孩适应不了当地的生活。保守的观点，是铸成农村青年难结婚的另一原因。

　　回家相亲的无奈

　　刚满21周岁的小邵是庆阳市宁县春荣乡古城村人，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相了两次亲。

　　“家里催得急。”记者在村头偶遇小邵，他如此回答。2015年腊月初，还在内蒙古打工的小邵接到父亲催他回家相亲的电话，但当小邵准备动身回家时父亲的又一个电话让他五味杂陈。

　　在他准备回家期间，父亲说的相亲对象已于腊月二十结婚了，速度之快让小邵始料未及。腊月廿四到家的小邵在年前经历了两次相亲，其中一个小邵看上了，但约对方出来时却被拒绝了。

　　“这就说明对方没看上我，没戏了。”小邵说，“据说那个女孩要了18万的彩

　　礼，另加10万元的买房储备金，换我，我也拿不出来。”

　　有三个姐姐的小邵，面对当下的彩礼也感觉吃力，一个农民家庭很难一次性拿出那么多钱来。“大姐2008年结婚时是2万多，二姐次年结婚时是3万多，三姐2014年结婚时是10万。”

　　2014年结婚的小邵三姐收取的彩礼之所以低于当地行情，仅收了10万元是因她外嫁到县城，脱离了农村。而很多农村女孩外嫁城里或者外地，彩礼基本都低于本地行情。

　　之所以回老家相亲，是因为家里人希望小邵找个本地媳妇，在父母看来，本地人靠谱一些，生活习惯等没有太大差别，而找个外地的怕过不了几年人就跑了，类似的案例在邻村多有发生。

　　相亲三次还是失败

　　在南庄村，和小邵同龄仍没找到对象的至少有5个。“女孩都嫁到外地了，加上本地习俗一般是找比自己小的，所以找不到对象也很正常。”

　　比小邵大一岁的邵鹏江，按辈分应该喊小邵小叔。邵鹏江2015年腊月里相了三次亲，但最终都没有音讯。

　　谈及三次相亲的经历，不善言谈的邵鹏江都笑而不语。

　　“他在银川当修车学徒，平常忙得没时间，很少能接触到差不多大小的女孩。”见儿子不吭声，邵双员接过话茬。

　　为了儿子相亲的事，邵双员忙活了很久，相了三次都没成，邵双员也感觉很郁闷但又不能说什么。

　　“一般就是媒人或亲戚牵线，两个孩子见面，如果双方如意，女方就择个时间看家，对男方家硬件条件满意，就该谈彩礼钱了，然后是订婚，择吉日结婚。”说起相亲流程，邵鹏江打开了话匣子，“还有见面不到十天就结婚的呢。”

　　按邵鹏江所说的这个流程走下来，即使不买房，娶亲也得花20多万元。

　　在邵双员看来，彩礼拿多少随行情

　　就好，但前提是两个孩子得如意。“如果儿子找到合适的，彩礼到时候哪怕是连借带贷，我也会想办法拿出来。”

　　“今年找不上，明年再找呗，最好还是找个本地的。”一直在厨房忙活的邵鹏江母亲说，在她看来，十六七万元的彩礼负担够重，但就是这个行情，你没有办法。

　　邵鹏江相亲失败后，目前已回银川工作。他所在的南庄村有270多人，目前适婚的男孩有十几个，而女孩则很少，村里结婚的男孩一年比一年少。

　　“去年（2015年），村里只有三个男孩结婚，相比以前少了很多。”古城村主任邵彦洲告诉记者。

　　古城村几乎家家种苹果，村落里房子周边载满了果树，但走在村里，除了能听到护家的狗吠声，很难见到人影。

　　古城村的人基本以务农为主，闲时打工，高达十六七万的彩礼，是村民正月未过就出去打工挣钱的因素之一。

　　邵彦洲说，“一般情况下，女孩嫁到比村里条件差的地方，彩礼要多少对方给多少，就这样嫁到穷地方的也不多。现在，村里的女孩很多都外嫁了，而娶外地姑娘进村的更是鲜见。”

　　难以改变的地域偏见

　　“农村的婚嫁，有明显的地域性，以前我们那地方娶亲基本都在方圆十公里以内，这取决于那时候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步行一天能往返的距离之内。”李怀哲说，老一辈给儿子娶媳妇还是倾向于找本地姑娘，这是老人的思想观念。

　　李怀哲老家在秦安县兴丰乡。这两年，李怀哲老家不少女孩都外嫁河南、湖北等地，“人家那是平原啊，交通方便，不像咱们这除了山疙瘩还是山疙瘩。”问及原因，不少女孩都这么回答，而老人们在方圆十公里范围内婚嫁的老观念在他们眼里早已不在。

　　近些年，秦安当地种起了苹果，村民们虽然收入增加了不少，但还是很难留住姑娘。

　　“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北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不像南方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所以很多人去南方打工，尤其是女孩去了之后，婚恋观有很大改变。”李怀哲说，南方农村相较北方比较富裕，生活条件好，过惯了那种生活的女孩，回乡看到土炕都不愿意上。

　　在李怀哲看来，现在交通发达，通讯便利，考虑女儿未来的家长，都想让她们走出去，不再生活在山窝窝里，除了女孩，当地也有不少男孩外出江苏、浙江打工后留在当地，当了上门女婿。

　　“当下这一批适婚青年，他们虽然是农民身份，但不会种地，是不愿当农民的农民。”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这批孩子宁愿在城里挣得少，也不愿意在农村种地，向往城里的生活。

　　“现在这帮年轻人婚恋观的改变，其实也是好的，婚恋自由，能抵制高价彩礼的现象。”在李怀哲老家，彩礼一般是7万-8万元，给女方买“4金”下来差不多2万元，给女方买服装就更有讲究了，一般最少是14套，多的有20套，一套折价从500元-3000元不等，下来基本就是2万-6万元了，加上翻新房屋、新盖住房或在城里买房，那就另算了。

　　娶儿媳的一方认为彩礼过高不对，但养女儿的家庭观点则是，城里的姑娘对娘家较为照顾，而农村姑娘嫁出去之后一般不怎么照顾娘家，农村里的观念还是“养儿防老”，所以嫁姑娘时他们更多的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这也是导致彩礼畸高的因素之

　　一。

　　“以前老家很难听到有人离婚，但现在离婚在农村也司空见惯，而且多是女方提出来的。”李怀哲说，类似性格不合、暴力倾向等离婚理由，“性生活不和谐”也偶尔会出现在离婚诉状中，而在农村，离婚男人再娶相对较难，但女方再嫁则很容易。

　　作为一个离乡者，李怀哲看来，能嫁出去是一种选择，但能否娶进来，则需要观念上的改变。

　　而这一观点，在许多年轻人身上却已经在改变。

　　2015年腊月刚到，在银川当厨师的小刘就急匆匆回到庄浪县赵墩乡蛟龙掌村的老家，来年就满24周岁，按当地习俗，本命年不能结婚，能不能在本命年之前找到合适的对象，就看腊月了。

　　回乡后，经人介绍小刘见了一个姑娘，但因为一些不便明说的原因最终不了了之。

　　“我们这地方彩礼不算高，基本在7万-8万元，但有些女方家会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房、买车。”小刘说，粗略算下来，他结婚需要准备40万-50万元。

　　小刘家住在公路边，家里开着一个小卖部，加之自己有手艺，收入还算不错。

　　虽然年前未能如愿找到合适的对象，但对找对象的事小刘并不担心。

　　“如果能在老家找到最好，找不到也不着急，在银川若碰到合适的也可以，反正不会在老家生活，娶不进来，我就嫁出去。”小刘调侃这种无奈。

　　银川市郊均价4000元左右的商品房对小刘来说，经济上并无太大负担，而庄浪县城的房价也基本接近这个数，离乡生活成了他的选择之一，而这一现象，在小刘的同龄人中也较为普遍。“父母虽然反对我娶外地的姑娘，但总不能不让我在外地生活吧？”

　　为了婚姻，为了生活，这是一种必须的选择。同村的女孩远嫁，同村的男孩要是不想做剩男，要么离开家园寻觅爱情，要么娶进外地女孩。乡村爱情的地域限制，也许会就此消弭，许多有情人，也许就此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