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曾藏于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32片春秋时期秦人金饰片，在甘肃省博物馆完成了交接并开始向公众展出。

　　20年前 文物“现身”海外多地

　　从礼县县城一路向东行至13公里处，是草木葱茏的大堡子山。清朝末年，因山上有由黄土夯实的院墙围起的堡子而得名。

　　文献记载，远古时代的秦人嬴姓族本为东夷的一支。西周中期，这些秦人主要活动在渭河上游及西汉水上游，也就是今天的礼县一带。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秦帝国。自此，中国进入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当地村民在挖一种动物化石“龙骨”时意外发现了一些古代墓葬，并由此出现了盗墓活动。1993年，盗墓活动加剧，大堡子山遗址惨遭盗掘，盗掘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和金器等重要文物。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白坚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漫山盗洞，遍野的盗墓人昼夜赶工。甚至，盗墓催生了商业的自发形成，山上有啤酒摊，还有凉皮和卤蛋卖。

　　随后，众多文物流失海外。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介绍，1994年一对铭文为“秦公作铸尊壶”的青铜壶在纽约现身。同年，有人在法国见到了戴迪安收藏的44片金饰片。大约同时，法国吉美博物馆入藏了一批出自大堡子山的金饰片。随后，日本、美国等地不断有出自大堡子山遗址的文物被发现。

　　10年前 确认物件“DNA”启动回归之路

　　大堡子山被盗掘后，我国文物部门启动了墓葬的抢救性发掘和文物查找工作。

　　为促进流失文物返还，2005年，国家文物局启动大堡子山流失文物调查项目。同时，以考古、法律、科技等手段确定流失文物来自大堡子山的工作也提上日程。此次归还的32件金饰片完整地经历了这一过程。

　　据介绍，要确定文物来自大堡子山，一是要做考古学分析。将金饰片风格与大堡子山考古发现的文物进行比对，同时将工艺技法与遗址年代比对，以此确定两者的关联性。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领队侯红伟说，这批金饰品的风格特征在除大堡子山以外的全国其他地方没有发现过，这也是一种反向印证。

　　二是建立证据链。国家文物局组织了律师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从法律途径来做实证据链。“完全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只能确定大约什么时间什么人偷掘，什么人带去法国，以实现证据的相互印证。”王辉说。

　　三是科技鉴定，即对文物本体和灰土等附着物的成分进行分析来确定。王辉说，中方将发掘的文物进行检测，并请法国实验室以相同的方法对法藏金饰品进行检测，经比对两者吻合。“这种检测方法具有唯一性，相当于检测了文物的‘DNA’。”

　　文物归还之路多艰，国家文物局与法国有关方面进行了长期协商。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2010年国家文物局向多个收藏有大堡子山文物的外国机构致函，希望对方能按照国际公约回归中国的流失文物。

　　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国家文物局再度向法国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文物归还的要求。7月，中法专家组赴大堡子山开展调查。

　　最终，在中法两方积极合作下，32件金饰片原捐赠者皮诺和黛迪安二人解除了捐赠协议，并由他们将文物返还给中国。

　　2015年4月、5月，32件金饰片分两批回到中国。

　　谜团 来源仍是不解之谜

　　如今再访大堡子山，已没人能说得清这32件文物曾位于何处。“盗墓不会向考古一样细致，往往是打洞下去，拿走文物。所以，这些金饰片究竟出自哪一墓葬的哪个方位，现在难以判断。”王辉说。

　　据考古人员介绍，金饰品的可能用途有二，一是棺饰，二是马的盔甲。丧葬的高规格，也说明了大堡子山埋葬的并非寻常百姓，很可能是嬴姓宗祖等重要人士。此外，这些金饰片说明，西周时秦人就已与中亚、西亚国家进行了商贸与文化交流。

　　“这种包容兼并也是秦人得以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王辉说，但这些黄金究竟来源本地还是由西域而来，目前仍是不解之谜。

　　同时，这些金饰片也确认了一系列论断，如大堡子山是秦人陵园、秦人发祥于西汉水上游等。此外，这些文物的回归也有利于研究人员了解秦人面貌及丧葬制度等。

　　如今的大堡子山，考古发掘工作仍在继续。地下10余米，不断有新的文物出现。而300公里外的在甘肃省博物馆，这些出自大堡子山的32件金饰几经周折，终于再现昔日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