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户籍管理制度越来越严苛，但这扇门似乎并未严丝合缝。据记者了解，假结婚成了另一个进入北京的手段。

　　加上高考红利，北京户口共有80余项福利，单就买房和教育两项，北京户口就值54万元，考入北大的几率比河北等地高出40多倍。

　　时代周报记者 张蕊 发自北京

　　9月的第一天，北京城再次因为学校开学而变得拥堵不堪。

　　住在北京丰台区的王玉龙在这天起了个早，把儿子送进了离家两站地的私立幼儿园。看着儿子穿过狭小的活动空间，走进简陋的教室，王玉龙心生愧疚。

　　和很多北漂一样，王玉龙没有北京户口，对于子女的入园问题，不得已只能选择私立幼儿园。“条件差，娱乐和伙食都无法保障。”说这些话时，王玉龙已经下定决心结束手头的生意，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河北。

　　这一决定换来的是朋友们的挽留，大伙知道，几年前，王玉龙曾开过一家中介工作室，主要业务就是帮助别人办理北京户口。

　　“那是个无本生意，就是把所有的人际资源套现，收取中介费差价。”王玉龙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说：“如果条件符合，出得起钱，一个户口的价格在12万-30万元之间，还可以帮忙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当然，不同的单位花费也会不同。”他称，现在，北京中介办理这项服务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了七八十万起。

　　这正是让王玉龙的朋友们不解的地方，为什么不给自己办个北京户口，找份稳定工作。实际上，王玉龙也在等合适的机会，但北京户籍管理制度越来越严苛，2013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北京人保局)曾发布消息，2013年北京市属各用人单位引进落户的应届非北京生源毕业生，毕业当年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而其他获得户籍的途径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于是还没有等到这一天，他的中介工作室就关张了。

　　在入户北京的灰色通道之内和附近的，还有诸多像王玉龙一样的人。

　　“钱不是问题”

　　2010年，王玉龙来到北京的第二个年头。彼时，他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中，他认识了一个朋友，朋友拍着他的肩膀告诉他，只要愿意花钱，可以帮他找份工作并落户。

　　一开始，王玉龙没太在意，但他还是有意识地多和这个朋友保持联系。后来他发现，这个朋友的亲属认识不少国企高层，而这些国企的手中掌握着不少进京和留京的指标，只要愿意花钱，户口和工作都不是问题。

　　但让王玉龙想不通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愿意和自己这种身份的人做朋友。

　　那一年，同村有个孩子大学毕业，孩子的父母给王玉龙打电话，想问问他有没有办法帮自己的孩子在北京找份工作，并着重表示“钱不是问题”。

　　王玉龙将这个信息反馈给朋友后，对方马上给出了30万的价格，并且告诉他，这个30万还包含着一份国企的工作。对于王玉龙来说，最诱人的是30万只是那个朋友要的，在这个基础上，王玉龙可以加上自己想要的回扣。

　　但对于一个村的乡亲，王玉龙没好意思加钱，直接给对方报了30万，“他们当时一口就答应下来了，还催我什么时候收钱办事。”

　　实际上，在北京办理户籍的“中介”，对于落户北京的要价基本相近。具体的做法也通常是先把这些人的户口迁到北京远郊区县中，符合条件公司的集体户口下，半年后，根据具体情况将户口迁出，最终落户北京城区。即便无法回城的，通常客户也不会要求退钱，毕竟北京远郊区县仍是北京户口。

　　那一次，朋友知道他没加钱，就从自己拿到的钱里抽了两万元给了王玉龙。这个举动，让王玉龙对这门生意产生了好奇。

　　最终，两人以合作的形式开了一家中介工作室，王玉龙的主要任务是寻找客户，他还记得最初的商议，每笔30万元左右的交易，王玉龙可以获得1万-3万不等的回扣，办理户口的朋友可以获得15万左右，剩下的钱就是疏通企业有关科室和审批相关手续的政府相关部门。

　　但工作室还没正式运作起来，北京便开始对这一灰色行业进行严打，那位似乎在北京无所不能的朋友，也与他失去了联系。

　　“这两年，一个户口带工作差不多要八九十万了。”王玉龙这样说，虽然不再从事这一行，但他依然还是很留意这方面的消息。

　　灰色地带

　　实际上，王玉龙只是众多北京户口灰色链条中的一员。

　　每年的3-6月份，北京各个高校的BBS上，都会有大量贩卖进京指标的广告。

　　所谓“进京指标”是指由北京市的用人单位向北京市人事局申请的招聘京外生源统招应届毕业生的用人指标，也是毕业生就业落户北京的前提条件之一。

　　北京市人保局副局长张祖德曾表示，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成为延长本市人口红利期，优化本市从业人员队伍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专业结构的重要手段，但限于人口控制的压力，无法得到全部满足。

　　以2013年为例，北京地区高校有毕业生22.9万人，当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人，而2013年应届留京指标总量为1万人左右。也就是说，落户北京，机会远远低于百里挑一。

　　是否能留在北京，就成了全国各地在京学子毕业后的第一道坎。各显神通之后，灰色通道成了最后的希望。

　　一般来说，购买进京指标越早越便宜，“如果6月份是20万，那么3月份的价格只需要10万，因为3月份是企业向人事局申报指标的阶段，这时候‘订购’才有相应的优惠。”也曾担任过户口中介公司的业务经理的石慧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

　　“4月底、5月初是交易高峰期，价格也随之增长。”石慧说，到6月份，基本上指标就会落定，所以这时候再想要的话，就必须要出高价了，而即便是高价，在这个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办成，不过“办不上是可以退款的”。石慧说。

　　比如北京985、211这些国家重点大学毕业生，想留在北京，办理户口的价格上会比较优惠，一般来说，价格不会超过10万，需要解决工作问题的，一般企业是10万，想进国税、地税这样的部门，差不多得30万。

　　尽管做着这些“大生意”，但石慧并不需要上班打卡，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办公室在哪里。和王玉龙一样，通过自己朋友和老乡的互相介绍，和需求者随意安排在茶馆见面。“其他时候就在各个论坛和高校的BBS上发帖子，就像姜太公钓鱼一样。”但石慧坦言，由于论坛等网络空间并不具备公信力，因此通过网络找上门的个案很少。

　　一旦有了生意，她就负责将对方的资料收集起来交给“老板”，之后的事，至于“老板”是如何解决的，她却毫不知情。在她眼里，“老板”成了神通广大的代名词。

　　实际上，所谓“老板”的触角也并不难掌握。

　　豆瓣网上有一篇文章很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状况：由于享受“进京指标”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市场化程度不高、规模有限，在单位本身的体制与管理机制不足以吸引人才的情况下，企业只能沦为提供北京户口的跳板。于是，很多企业开始“认命”，把指标变成商品。

　　但在政府层面，这张网逐渐在收紧。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全面深化改革“京57条”中明确提出，北京市要严控人口规模。主管落户北京指标审批的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指出，2014年将会结合首都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客观情况，择优引进急需紧缺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引进数量上，仍和2013年持平，以万人为限，以后会呈逐步趋紧态势。

　　这也是“户口贩子”们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监管和制度方面就要杜绝指标和户口买卖的事情发生，“监管不到位，就会有猫腻，也会有人钻空子。”

　　石慧所在公司的业务目前处于停滞状态，“管得太严，实在做不了了。”石慧很后悔，和王玉龙一样，他们在帮助别人办理户口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要先给自己办一个北京户口，“当时觉得30万有些贵，没舍得办。”石慧说，等自己的孩子出生，想给孩子办一个的时候，一个北京户口的价格已经涨到了60万。

　　今年年初，随着新一届政府对于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的整顿，帮助石慧所在公司运作的企业和政府的接头人相继退出，石慧的东家也不得不以关张了事。“后来我再打电话给老板，号码已经成了空号。”

　　落户北京的八条路

　　但这扇门似乎并未严丝合缝。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假结婚成了另一个进入北京的手段。

　　按照现行政策，落户北京共有八种渠道，除夫妻投靠、子女投靠外，还有考取公务员及部分事业单位、在京工作的博士后、海归、大学生村官或社工、应聘有进京指标的企业和各类特殊人才计划等方式。

　　在不少人看来，北京户口最重要的就是小孩上学问题。按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孩要根据户口入校，虽然现在借读费取消了，外地户口的孩子也可以在北京上学，但一些名校，会对就近入学的学生进行考核，条件不达标的，仍然需要缴纳借读费，“我家孩子上学交了15万，有人交了25万，这还得有人有关系才行。”说到这个，北京某公关公司的员工朱杰颇有些无奈，“暂时不能辞职，孩子一个人在家上学又不行，那只能交钱了。”

　　但最让朱杰担心的还是孩子的高考。在他看来，这是北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许多孩子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北京上的，但高考却必须回原籍考。现在各地考题都不一样，让孩子考回北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朱杰说，他周围的同事就有人因为这个事情放弃高薪回老家发展。

　　夏学銮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北京的大学在北京招收的学生名额，要比其他城市多很多。这也是教育不公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要用全国的招生标准来看，很多北京考生的分数都是不达标的。”夏学銮认为，尽管有北京户口能享受购房、就业等体制内的红利，但北京的高考才是最大的户籍红利。

　　而根据《燕赵都市报》统计，加上高考红利，北京户口共有80余项福利，单就买房和教育两项，北京户口就值54万元，考入北大的几率比河北等地高出40多倍。

　　此外，在购买商品房的政策中，如果外地人想要在北京买商品房，就必须有连续五年社保或者五年缴税证明才有购房资格，但北京户口并不需要这个要求，可以直接购买。此外，北京户口可以直接申请保障房、经济适用房、两限房以及自住型商品房。

　　买车方面，目前北京买车实行的是摇号政策，但非京籍户口还是需要有连续五年的社保或缴税证明。

　　和北京户口挂钩的，还有令全国大多数省市难以企及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诸多社会保障制度。如果将上述内容都计算在内，一个北京户口的绑定利益超过百万元。

　　在夏学銮看来，倒卖北京户籍指标的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京户口有价值，所以有市场，有需求，让不少人也有利可图，“这些人就是利用各种手段把北京户口作为一种有价证券来贩卖，从而造成户口价格突升。”

　　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赵大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如今，买卖户口现象大量存在，相关部门缺乏监管。大量游离在正常途径办理户口之外的买卖户口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已倒闭或面临倒闭的企业，甚至是国企、高科技企业，与非法“中介”勾结倒卖进京指标，但由于此类非法交易方式隐蔽，人力社保等有关部门难以通过监管的方式发现，以至于束手无策。

　　赵大为分析，贩卖户口高发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就是现行户籍制度可以给一个户口带来的不少附加利益。

　　一个北京户口不仅与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挂钩，还能解决购房、购车、找工作、子女上学等诸多问题，“在很多人看来，通过非正当渠道拥有北京户口所能享受到的利益，将远超买户口的费用。”

　　所以在这种利益驱动之下，有需要的人可以毫无顾虑地为办户口支付巨额的费用，不法分子也抓住“户口市场”有利可图，铤而走险。

　　赵大为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对户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实施改革。一方面，应剥离户籍的附加功能，实现户籍功能独立于社会福利分配，充分发挥人口管理的功能，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另一方面，可通过增加公共财政支出，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让外来人口能享受到平等的社会待遇，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案件的发生。夏学銮也认为，要想让北京的户口不那么值钱，就要取消北京户口所附带的一些福利，比如统一全国高考招生的录取标准，不能因为有北京的户籍就降低这个标准，“如果在户籍上没有什么便宜可占了，户口自然也不会那么值钱了。”

　　(文中王玉龙、石慧、朱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