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信集团董事长吴旭终于有望回到公司，因卷入华润宋林案，吴旭已协助调查近半年时间。其间，协信为套现自救，出售了上海5栋写字楼。

　　实际上，卷入反腐风暴的房企决不止协信一家。记者粗略统计，在广东、湖北、重庆、四川、云南等地，仅今年被公开曝光牵涉官员落马案的房企老板就超过10个。

　　反腐持续发酵，不仅令一些房企老板出逃境外，一些高管也担心受牵连而离开该行业。

　　“房地产现在成了高危行业，一有风吹草动，地产老板们就会坐立不安。”深圳一位本土房企中层管理人士告诉记者，在反腐的高压下，开发商对有些关系复杂的项目更为谨慎，不敢贸然开发。而有部分民营房企老板已提前布局，或将资产转移，或让家属移民，以应对未来不可知的风险。

　　人事震荡频繁

　　作为官商利益互换的重灾区，房地产领域已逐步演变成为“高危行业”。

　　一家曾在香港上市的某华南房企高管告诉记者，房地产反腐渗透到行业生产链的各个环节，这些环节中众多小细节以及牵涉的人员随时可能被揪出来审查。

　　上述高管认为，这是与以往反腐最大的不同，以前出事的大多是负责执行层面的员工，由于房企与官场有较为牢固的关系网，牵连到更高级别的管理者或者官员往往难以追究下去，而在一番公关周旋之后，更深层次的关系网则被隐藏起来。

　　目前，他已经离开了房地产行业，其中一个原因则是担心过往曾参与的事务受到房地产反腐的牵连。

　　雅居乐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卓林在9月底疑因卷入云南官场反腐被检方监视居住，不久后该公司执行董事黄奉潮“失联”，公司随后承认该名高管应中纪委要求协助了解和调查公司云南腾冲项目公司的情况，但无法与黄取得联系。

　　自4月17日华润集团主席宋林因涉嫌受贿被调查不久后，公司公告称其董事会副主席王宏琨因个人健康理由辞任。有消息称，高管王宏琨并非主动离职，而是被带走协助调查，同时，华润集团其他子公司亦有人被带走调查。

　　由此可见，房地产的高危“警戒线”所涉及的范围逐步扩大。曾有房企人士向记者用“人人自危”来描述当下所面临的困局。

　　今年6月，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落马后，因与建筑工程项目有染，宝鹰股份董事长古少明被协助调查，而宜华地产董事长刘邵喜也失踪了。

　　北京时间传媒公司执行董事蔡照明公开表示，据他了解至少有十几个房企大佬在这一波反腐中受牵连。

　　“基本上只要有官员落马的地方，就会有地产商被牵出来。”深圳一家本土房企投资发展部人士告诉记者，“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地产成了高危行业，令地产商坐立不安，随时都有可能出事，导致有些地方小房企对依靠关系拿的地，不敢动工开发。”

　　今年10月份，深圳政法委书记蒋尊玉被带走后，使深圳地产商胆战心惊，圈内私交好的地产商连夜开会商议。而蒋尊玉被牵出，则因深圳龙岗一大型地产商在当地开发的高端别墅区被审计出涉及经济问题。

　　此外，地产行业不仅受官场反腐的牵连，甚至随时可能卷入同行的反腐风波中，这也为向来合作开发较为频繁的地产商敲响警钟。

　　据了解，早在2006年协信曾与华润合作在重庆成立了一家名为协信远润的地产公司，当年年底协信远润以约4.21亿元的价格先后拿下了重庆彩云湖片区8宗约26.6万平方米的土地，而宋林当时任协信远润的董事。当时协信的资金较为紧张，而华润导入的资金则缓解了协信的资金压力，但协信也因此付出不小的代价，向华润支付的利息高达17%。

　　风险发酵

　　房地产在反腐风暴的席卷之下步入“高危行业”的行列，其中一个原因是房地产开发涉及的几乎每个环节都隐藏着灰色空间，该行业在官商利益输送最密集的灰色地带获得“滋养”。

　　有媒体报道，房地产腐败的形式至少有近十种。其中土地出让环节被视为腐败滋生的高发区，此外还包括官员协助开发商提高房地产项目容积率、为房地产项目尽快通过规划审批提供帮助。

　　此外，也有官员为开发商在工程施工许可上提供帮助，插手项目招投标、超标准建设和装修办公用房、在房地产开发领域以权谋私、兴建楼堂馆所以权谋地、违规经商办企业、多占住房等多种手段。

　　而昔日暴利的行业境况骤变，一些看似牢固的利益关系网也随之断裂。

　　佛山一名民营房企老板曾私下向记者表示，中小房企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发展，不得不用更多的成本向房地产开发的多个环节“争取机会”，这些涉及利益输送的成本在企业经营较好的时候并不会构成太大负担。

　　然而大部分中小房企目前经营情况都不乐观，中小房企很难再大手笔花钱维护关系，以往通过利益输送来维护的关系网亦因此断开，在地产行业常见的“政商共同体”现象也变得脆弱。

　　“政商关系有时十分脆弱，一旦‘关系’出现问题，企业将难以维持。”广东省国土部门一名知情官员分析，依靠政府资源、搭政策便车快速扩张的房企并不少见，这类房企也容易得到资金的青睐。然而，往往在“外表光鲜”、“后台很硬”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经营和资金危机。

　　创鸿集团董事长黄鸿明因涉嫌行贿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去年11月被拘留后，导致创鸿集团陷入延迟交楼、大幅裁员、多名高管跳槽、多个项目转手等“断臂求生”的境地。今年又被曝出与万庆良关系密切，更将创鸿推向生死边缘。

　　行业骤变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发酵。

　　上述深圳一家本土房企投资发展部人士告诉记者，过去要想拿地开发多盈利，很多开发商不得不寻求与地方官员合作。该人士指出，因为广东本土的民营房企，与官场关系紧密，一旦涉案，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项目烂尾的情况。

　　“因为民营房企老板一旦出事，企业基本上就难以运转下去。”深圳一位参与创鸿集团广州某项目的房地产私募基金人士告诉记者，创鸿出事时担心兑付出现问题，所幸合作的项目在广州，地段好且有接手方愿意接盘，因此基金项目在今年得以及时退出。

　　今年上半年湖北省发生官场地震，宜昌多名本土开发商被带走协助调查，小房企老板纷纷逃到境外避风。而各大银行为了不卷入官员案子，甚至不敢向当地房企放贷款，导致当地房地产行业资金链雪上加霜。

　　“现在房企老板一般都会给自己留条后路，要么早就跑路逃到国外去，要么提前转移个人和公司资产到境外，或通过国际化多元化发展，把资金挪出去，若哪天真出事了，再花钱赎身提前出狱。”湖南某地市级一家房企老板对记者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