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远赴海外后，荣家就开始了隐秘化传承。“一个家族与一个王朝一样，总是有兴衰起落。”荣海兰不经意的把目光投向窗外，“没有例外。我们必须懂得惜福，否则下辈子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27岁的荣宗信是荣氏家族的第四代，他已经完全不会说中文。这是荣宗信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内地企业家的面前作了一场关于家族传承的演讲。演讲刚一结束，他的姑姑荣海兰就在台下呵护地迎住他。两人走出会场门外时，一波又一波的人围住他们要求合影留念。“差不多100年过去了，大陆这边仍这样关注我们家族，真没有想到。”荣宗信很感慨。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没有第二个荣氏家族。“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当年毛泽东如是评价。

　　荣宗敬(1873-1938)名宗锦，字宗敬。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与“状元实业家”张謇齐名 。著 有《实业救国刍议》等书。

　　荣德生(1875-1952)名宗铨，字德生 。民族工业巨擘荣宗敬之弟，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著有《乐农氏纪 事》。

　　百余年之前，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是有名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氏企业一度垄断全国面粉市场的1/3，棉纱市场的2/5。荣氏是个大家族，长房荣宗敬有三子四女，二房荣德生有七子九女，所有荣家二代男丁以“仁”排序。在荣家跌宕命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既包括长房的荣溥仁、荣辅仁与荣纲仁，也有二房的长子荣伟仁、次子荣尔仁，还有荣德生那位身兼商界巨子和政府高官于一身的四子荣毅仁。

　　如今荣氏家族散落海外各地，除去仍旧与中信集团有着扯不断关系的荣毅仁之子荣智健之外，在内地往来最多的就是荣宗敬的孙女、荣辅仁之女荣海兰。

　　这次借助参加家族传承论坛的机会，荣海兰试图把家族的第四代、她哥哥荣智江唯一的儿子荣宗信带到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家们的面前。

　　初登北京社交场，荣宗信穿了一双球鞋，配了一条深色休闲裤，在T恤外面套了一件西装以示尊重。这副标准的ABC打扮配上微胖的身材，亲切有余、炫酷不足。这着实令在韩剧中看惯了修饰得无懈可击的富家子弟的广大女粉丝大失所望。

　　美国荣氏家族第四代最年轻的家族成员荣宗信，美国New School戏剧学博士。他没有选择家族企业,而是去做戏剧。他正计划成立荣文化基金，有时间也玩玩摄影

　　在发现有人打量他时，荣宗信嘴角立刻勾出一个微笑。看到大家没有移开目光，他戏剧化地把那个表情不断放大、定格成一个夸张的表情。看得出来，这个美国New School戏剧学的博士想在这个语言不通、索然无味的环境中为自己找一点儿乐趣。

　　这个背后一直有家族基金支撑的年轻人恐怕理解不了中国土豪们的焦虑。中国内地打拼数十年的创富一代们的财富已经累积到了质变的时刻，他们现在最关心两个问题：二代接班和财富安全。演讲现场，许多国内知名的企业家都在认真聆听这位荣家第四代对家族传承的理解。无论他们是否被荣家后代对慈善和文化的理念所打动，至少国内的创富一代们觉得，荣家四代对财富的理解要比内地首富之子王思聪要靠谱得多。

　　“很多时候都是听长辈们甚至外人告诉我家族的历史。”终于从人群中抽出身子的荣海兰在窗边的位子上坐下来。她出生于香港，没有机会见到家族当年烈火烹油的繁华。

　　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实业救国”的笃行者。早在1919年，荣氏企业申新、茂新、福新“三新财团”就已经雄踞全国面粉、棉纱两业。

　　三新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荣宗敬以总经理的身份独揽大权，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外负有无限责任。

　　荣宗敬出身于钱庄，特别热衷与金融圈打交道。他以公司和个人身份持股10家以上的钱庄与银行，还投资一家保险公司。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荣氏企业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最大股东，这家银行的董事长就是荣宗敬的好友、赫赫有名的银行家陈光甫。

　　借助银行资本，荣氏企业得以不断兼并扩张。发展到1928年，荣家有茂新一到四厂、福新一到七厂、申新一到七厂，其产能足以垄断1/4的民营资本面粉市场、2/7的棉纱市场。“从衣、食来说，我拥有半个中国。”荣宗敬半生打拼，换来那一刻的意气风发。

　　“据我了解，我祖父很早就开始进行海外布局。”荣海兰告诉《中国企业家》，“在新加坡和香港等地都开设了工厂。”

　　“我们家族是最早开始在上海租界区生活的一批人。”荣海兰回忆道，“也很早就适应了中西合璧的生活。”在上海荣氏大宅里，这个有着100多名成员的大家族餐桌上的食物永远不断，既有咖啡和黄油面包，也有中式茶饮和精致的上海点心，小厨房里还常常备着长辈们用来养生的焦米粥。荣家少爷们穿着在南京西路定做的海派西服进进出出，与上海滩权贵宋家、孔家过往密切。

　　但月满则亏。家族与企业不断扩大之余，人事纷争频现，再加上开支浩大，荣家不复当年的上下一心。笃信风水的荣德生一度认为这是因为三新总公司的选址不当所致，但其实是公司制度与内部管理出现问题。一方面总公司过分集权，致使分厂的效率和产品品质双双下降；另一方面，无人对荣宗敬的总经理权限进行约束，决策风险凸显。

　　1931年之后，棉纺织业形势的变化使得荣氏企业的问题逐渐暴露。经营环境恶劣、企业激进扩张，再加上荣宗敬父子在外汇市场投机巨亏，最终使得荣氏申新系工厂走到资不抵债的边缘。到1934年春天，就连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都停止对其放贷。一时间，与荣氏企业有业务往来的16家钱庄都切断了对荣氏的贷款。

　　最无可挽回的是市场对荣宗敬的信心，他最终被迫辞去总经理职位。此后又几经转折，幸亏荣德生把名下所有资产抵押融得资金，为申新赢得宝贵的求生时机。但荣氏家族关于企业控制权之争的种子就此埋下。

　　1937年卢沟桥事变，荣氏企业2/3被毁。翌年，家族的灵魂人物荣宗敬在战乱中离世。

　　此后战争迫使上海企业纷纷内迁。直至1943年，荣德生才再提公司复兴计划。但此时家族的一代与二代之间、两房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

　　以二房次子荣尔仁为代表的荣家二代试图建立起现代科学管理制度，包括设立股东会和董事会，以及重新制定组织规则。董事会由股东大会从荣氏家族成员中选举产生，负责执行股东会决议和高管人员的任免。

　　值得注意的是，荣尔仁还准备成立荣氏家族资金管理委员会，来决定资金的运用。他最终的目的是统一家族企业之后，“把荣氏资本集团能置于万世不败之基础上。”

　　这场改制计划在各方博弈之下以失败告终。荣家企业开始分裂，申新一、六、七、九以及上海福新各厂控制在长房手中；申新二、三、五厂和茂新等厂另组管理处，由荣德生主持；申四、福五则由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负责。

　　但关于这一段历史争议颇多。一位海外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荣家的很多事情非常敏感，内地一些资料中对荣家两房的记载与事实出入颇大。

　　此后荣家加入上海工业资本南逃香港的大潮之中。荣氏长房所有成员，还有二房的荣尔仁等陆续来到香港，并在此创办了大元纱厂、南洋纱厂。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荣海兰才第一次见到留在内地的“四叔”荣毅仁。她并不十分清楚这位穿着非常朴素的长辈，还有自己家族的故事。但她听说过曾有人把荣家对内地经济的贡献列成一个单子，“邓小平看过那个单子，将荣家与中国古代宋朝的杨家相比。”荣海兰告诉《中国企业家》，“邓小平当时说，‘从历史角度来看，你们家也是有功的。’”

　　来到香港的荣家二代们最终成立了类似荣氏家族资金管理委员会的机构，后独立出来成为荣家的家族办公室。

　　由于在香港成立，“我们的家族基金架构偏向英式风格。”荣海兰告诉《中国企业家》。家族办公室一方面掌管家族资金的出入和分配，另一方面对荣氏家族企业担负起控制和监管的职能，并最终对由荣氏家族成员组成的董事会负责。

　　家族基金保证了荣氏家族的平稳过渡和此后的数代传承。长房荣宗敬三子、24岁的荣纲仁(即荣鸿庆)最后扛起了家族企业的大梁。很多年后，二房三代的荣智健只身来到香港时，正是靠这位“小叔叔”多年经营分红作为本钱，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而长房二代次子荣辅仁则选择带领家人移居美国。幼小的荣海兰在一幢白色的大房子里开始了新的生活，令人不自在的规矩和礼仪都消失了。“当然，每逢重大节日我们还是要向长辈们磕头请安。”荣海兰告诉《中国企业家》，“中国的老传统仍在，我们家族中对男性的重视一直超过女性。”

　　随着昔日上海滩的权贵孔家、宋家的成员也陆续来到纽约曼哈顿的中城区定居，他们往昔世家旧族的岁月似乎得以重现。宴请时餐桌上摆的依旧是上海菜，穿衣风格、言行举止依旧保持着海派风格。在异国他乡，父辈们用这些传统而精致的细节重温上海滩的繁华旧梦。

　　荣家第三代、第四代则已经完全西化，荣海兰竭力强调荣家已经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之中。她的哥哥荣智江毕业于音乐界的“哈佛”——茱莉亚(The Juilliard School)音乐学院，精擅八国语言，喜欢收藏名表、照相机和私人汽车，年轻时还是一位赛车手。他在摄影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曾为金门大桥、戴高乐机场拍摄过纪录短片。在他去世之前，荣氏的家族基金一直由荣智江在管理。荣海兰自己则选择在纽约大学读戏剧专业。与所有的名媛一样，她也曾热衷于时尚与演艺，经常在贵族圈中亮相，当过名模、演员，还多次主办过选美比赛。

　　荣家后代年满十八岁之后就会成为家族基金董事会的一员，他们可以参与家族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但也有很多像荣海兰这样不喜欢对着自己的财务顾问们呈交过来的报表和数据，转而选择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荣家企业运行得已经非常平稳了。我只关心我的钱，每年是增多还是减少了！”荣海兰大笑着说，“有专业的人在管理，何必自找麻烦？我相信我们家族的公平性。”

　　荣氏家族成员名下都有自己的基金，他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这笔财富。“更幸运的是，长辈们没有设立太多的限制。”荣海兰告诉《中国企业家》。

　　并不是所有的家族基金都这么开明，一些家族基金在架构搭建时，会根据委托人的要求设立许多附加条款来约束后代的行为。而荣家的底线非常简单明确。“如果要是吸毒，就会被赶出家门。”荣海兰说，“还有不能欺骗和赌博。”

　　很多年后，在纽约的Town House(联排别墅，美国中产阶级主流住宅)里，年轻的荣宗信曾试图从史料中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家族。很可惜他不谙中文，而出走海外后的荣家已经变得极为低调，能供他查阅的资料非常有限。

　　荣海兰也不愿意触碰这个话题。但她愿意仅就家族传承的问题给内地的企业家们一点建议。她认为关键是创富一代与守业二代的关系。首先，两代人之间往往因经历、生活和教育背景等存有极大分歧。所以，守业二代在能够背负家族重任的同时，还必须能够协调好两代之间的关系，直至双方对家族的未来构想达成一致。“这中间涉及到把以往经验和观念升华和布局的问题，如果二代做不到这一点，”荣海兰认为，“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富不过三代的情况。”

　　“绝大部分家族传承几代后都会变得非常隐秘低调。”中金公司财富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孙雅娜表示，“通过在家族基金中嵌入信托结构，进而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设计可以使得外界很难追溯股东们的真实身份。”

　　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银行业人士向《中国企业家》透露，荣氏家族企业目前仍由荣纲仁(即荣鸿庆)在掌管，当年的南洋纱厂已经变为南洋集团。随着香港纺织业的逐渐衰落，荣氏在1992年将纱厂回迁上海，成立上海申南纺织有限公司——在漂流近半个世纪后，荣宗敬的后人最终带着荣氏企业回归故里。近几年来，南洋集团也涉足房地产业务。在台湾地区，荣纲仁还成功使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复业，“但只是一个中小规模的银行，不复当年雄风。”

　　“一个家族与一个王朝一样，总是有兴衰起落。”荣海兰不经意的把目光投向窗外，“没有例外。”

　　与财富相比，慈善理念是另一个唯一能够真正传承下来的东西。“祖父们说过：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荣海兰告诉《中国企业家》，“我们必须懂得惜福，否则下辈子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荣家成员捐赠颇多，他们也设立了多个慈善公益基金。荣海兰则干脆把自己牵头设立的公益基金挂在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基金会下面，“但我不会把钱交到任何人手中，我会自己带团队去做。”与简单的物资救助相比，荣海兰更愿深入教育领域，提倡教育公平化，并在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成立了龙族基金，启动了龙族基金城乡扶植计划。

　　每年她有半年的时间在中国，三个月时间在美国，还有三个月在世界各地旅行。“旅行的时间我是一定要留出来的，我不能为了任何事情牺牲这三个月的私人时间。”荣海兰说。很多年前，她还会与亲人们相约结伴去世界各地旅游。但现在彼此既有年龄和地理上的差距，也都在忙各自的事业，很难再凑在一起，第四代之间的联系则变得更加疏远。

　　未来一段时间里，她会把工作重心放回戏剧上。不久之前，她还受上海市政府之邀，与荣宗信一起打造了名为《我梦中的羊》的话剧。他们还计划两代人共同成立荣文化基金，“想法都在我的脑子里，但现在不方便透露。”荣宗信笑着说。至少在未来几年时间内，他不打算回归家族企业之中。“三十岁之前他可以自由的安排学习和工作。”荣海兰告诉《中国企业家》，“我们会带他走完这一段路，此后则只能依赖自己。”

　　“他自己本身就有财富，将来他也会制造财富，他现在最重要的是创造自己的智慧，加深对人生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了解各个层面的人们。”荣海兰认为，“在他人生中，选择权在他自己手中。”

　　荣宗信应该是值得她放手的晚辈。他曾经历丧父之痛，也曾借酗酒麻醉自己。但最终他发现，投身戏剧、写下那些感受是更好的排解之道。“任何人都要意识到，你放任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都有可能让你自己和家人蒙上永久的羞辱。”他说。

　　荣氏家族一代、二代跌宕而传奇的故事已经随风而逝，但荣海兰说：“很多东西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如今的荣家后代秉持的不是荣宗敬当年作为创业者激进而创新的作风，而是恪守‘固守稳健，谨慎行事，绝不投机、敬业、节俭，灵活’的祖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