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上海Uber司机阿顺重新上路时，心里更加忐忑不安，他刚刚看到一则被其他Uber司机热传的消息：5月21日晚间，静安寺附近有Uber司机被倒钩执法。

　　很快，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辟谣称，5月21日晚，的确有执法人员在静安寺执法，但并非倒钩执法，而是蹲点执法。至于被执法的Uber司机存在什么问题，官方尚未披露。

　　倒钩是上海方言，意为“布下诱饵，将对方引入圈套之中”。2009年，上海曾发生一起引发极大关注的倒钩执法事件，涉事司机自断小指以证清白。某种程度上，这从侧面说明，上海是全国打击非法营运最严厉的城市之一。但同时，这也是Uber进入中国的首座城市。

　　今年2月，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宣布战略合作，结束了一度刺刀见红的市场竞争。于是，打车软件的故事里只剩下两位主角：本土公司滴滴快的和美国公司Uber。易观国际[微博]发布的《中国专车服务市场季度监测报告》显示，2015年一季度，Uber以8.1%的专车服务活跃用户覆盖率排名第三。而在资本市场上，Uber正在洽谈的新一轮融资或将它的估值推向500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估值最高的创业公司。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Uber在中国的表现是影响其估值的重要因素之一，Uber如何在中国突围被很多人关注。有eBay[微博]、百思买的例子在前，Uber会折戟吗？

　　在很多国外媒体的报道中，Uber的性格是进击的，态度是强硬的。有反对者对这位“全球树敌、全球疯长”的野蛮人敬而远之，但也有拥趸认为，正如科技终将会改变生活，Uber也必然会被各国政府接受。

　　未知的风险

　　阿顺不是微信朋友圈里常常写到的“多金、任性又带点逼格”的霸道总裁。5月23日中午，开着一辆别克商务车出现在一家五星级酒店门口时，他看上去有些疲惫和落魄，尽管用发胶打理过的头发本应让整个人显得更加精神。

　　他不知道自己属于Uber司机中的大多数，还是边缘人群。反正，他当Uber司机不是要招工，或约妹子，而是为了讨生活。

　　作为知青的子女，阿顺的大半辈子都不顺，直到退休，生活也不宽裕。一个多月前，朋友告诉他当Uber司机能赚钱，于是，对方出车，他出力，两人搭伙干起了“事业”。

　　在很多帖子里，Uber司机都是“侃爷”。但阿顺从不高谈阔论，最近几天更是谨言慎行，遇到热心的乘客关心他为什么干这个，他只会惜字如金地吐出“顺路”两个字。其实，阿顺害怕被倒钩。

　　5月6日，Uber成都总部被当地交通、工商、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次日，成都市交委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表示，这是一次“约谈告诫和执法调查”，不是网络上所说的“封杀”，而原因是Uber涉嫌组织私家车介入平台从事非法营运。

　　这种说法让阿顺非常不安。5月中旬，他的朋友圈里出现了一份《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关于开展“飓风四号”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的勤务通知》。这则由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指挥室签发的文件表示，决定于2015年5月19日到21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天的“飓风四号”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

　　虽然没有任何信息明确指出Uber是重点整治对象，但阿顺在家里躲了3天，没敢出车。

　　紧接着，5月21日天津市内大量出租车与专车司机对峙的新闻又传到了阿顺耳朵里，他变得更加紧张。根据财新网报道，这场对峙的起因是出租车行业受到滴滴、快的开发的专车服务的冲击后，出租车司机对专车司机进行“钓鱼”和围堵。

　　以己度人，阿顺认为，政策风险将是悬在Uber头上的达摩利斯之剑。“我们和Uber不是雇佣关系，如果我们被执法，Uber会尽力而为，但他们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

　　Uber式创新

　　Uber自出生就站在监管之外，因为在它之前，从来没有叫车软件。

　　这家公司的诞生源于2008年某天的巴黎街头，两个不懂法语的年轻人想叫辆车，但语言不通、电话不灵，于是他们特别希望智能手机上有一个按键—只要一按，就会有辆车驶到面前。2009年，Uber在美国硅谷成立。英语中，Uber是形容词，词义为“最好的”。

　　2013年8月，Uber登陆中国，坐标上海。起初，Uber很小，团队没几个人，由刚辞去腾讯MIG副总经理职位的王晓峰带队，担任Uber上海总经理。他的上面有一个头儿，Uber亚太区负责人Allen Penn。直到今天，Uber才觉得生意已经大到有必要招一个中国区总裁。

　　刚从美国出差回来的王晓峰对记者笑说，他终于要给自己招老板了。

　　在Uber中国区几乎等于零的时候，滴滴、快的也刚刚起步，王晓峰觉得Uber在中国扩张的难度很大，但它的骨子里藏着成为下一个现象级公司的潜力。

　　5月23日，王晓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天，你去音像店买张国荣的CD，假定标价50元，里面有10首歌，你喜欢其中6首，不喜欢另外4首。于是你说，老板，我给你30元买6首歌。结果很可能是你被老板赶出店去。”

　　“但事实上，你的要求是合理的，老板欺负你，逼你多花20元买自己不喜欢的4首歌。”类比到出租车行业，王晓峰觉得，不管是回城费，还是夜间加价，这些都是另一种“老板欺负你”。

　　在王晓峰的理解中，Uber首先是家科技公司，而非传统的交通运输企业；其次，他们通过技术改变现状—更好更快地连接乘客与车主，最大程度地提高效率，通过效率的提升扩大规模，进而实现价格的下降。

　　工商资料显示，Uber上海公司的法律主体是御驾(上海)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5日，注册资本63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提供与网络和软件相关的技术和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作为一款叫车软件，王晓峰认为Uber因为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自成一派，区别于其他的移动互联网公司。

　　例如派单环节，“非Uber”流派的做法通常是“广播+抢单”模式， Uber则只为乘客指派距离他最近的那名司机。后者规避了抢单带来的资源浪费以及司机拒接短途订单等问题。

　　更大的区别还在于定价。“非Uber”流派大多认同出租车的定价体系，并用补贴追求用户。但王晓峰认为，钱买不来真爱，他们希望用户看到自己的真性情，并因此爱上自己。

　　所谓“真性情”就是尽量降低基本价格，给用户直接的实惠，而非通过返券等方式。目前，Uber在上海主要推出人民优步、UberX、UberXL、高级轿车4项服务，起步价分别为0元、15元、20元和20元。而上海出租车的起步价为14元。

　　更重要的是，Uber开发了一套动态系统。这套技术依托数据和算法，可以将一个区域的供求关系即时换算成价格杠杆(比如1.5倍价格、2.8倍价格)，进而触发市场的自动调节能力。赞赏Uber的用户甚至认为，这家公司应该因为创造性地解决了定价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5年初，在滴滴、快的因为一轮又一轮的补贴被人熟知后，Uber则因为博得眼球的创意活动和各地政府的不断关切而走红。

　　与政府“谈判”

　　Uber越红，遭受的质疑越多。

　　例如，Uber的定价机制被一些用户推崇，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是扰乱市场秩序。有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出租车的定价采取政府管控的方式，价格均通过听证，而Uber的价格体系完全脱离监管。

　　这位司机还有一个不解之处：出租车司机都要缴纳个人所得税，Uber司机交税吗？Uber 公司交税吗？

　　更猛烈的质疑直接对准“人民优步”业务。这是Uber于2014年8月推出的拼车平台。以上海为例，满足10万元以上车型、且拥有沪牌(非沪C)两项条件的私家车车主可以申请成为人民优步的司机。

　　但在目前的法规下，私家车载客是红线。这也是Uber在已进入的9个城市面临的普遍风险。

　　不过，王晓峰对人民优步的理解与广州、成都等地的执法部门不同。在他看来，首先，人民优步是一个非盈利的公益平台，Uber不抽取任何平台组织费；其次，人民优步的价格很低，这部分费用是补贴给车主的油费以及让他买瓶水的钱。鉴于此，Uber司机是否需要纳税也就成了一个问题。

　　“Uber司机不以开车为生，也不以此为兼职。他们只是一周抽出一些时间，像做义工一样去提供拼车服务。而拼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道路发展赶不上车辆增长的背景下，拼车可以用更少的车满足更多人的出行。”王晓峰对记者表示。

　　按照这种说法，阿顺不应是Uber司机的主流，不过，他的体验却证明，人民优步的确很难用以谋生—他赚得最多的一次是个雨天，从早上7点一直开到晚上12点，收入700多元，其中包括所有补贴，但未剔除油费。其余大多数时候，他10多个小时的工作只能换得四五百元的收入，剔除油费后更少，根本不像网上所说的“月入两三万”那么夸张。

　　那么，Uber对人民优步的解释被政府部门接受吗？“我们与上海这边有过很多沟通，下一步的沟通会更多。很多时候，政府是开明的，但政府内部有着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管理层级，我们需要时间进行更多的解释和说明。”王晓峰说。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没有哪座城市反对拼车。相反，2014年初，北京曾发布《关于北京市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明确表示支持出行线路相同的人搭乘其中一个人的小客车出行，以实现环保和节约路面资源的目的。不过，人民优步目前的做法与单纯的合乘有些差别。

　　同时，这份意见按照是否分摊费用将拼车分为公益型和互助型两类，但没有细致到对拼车费用作出具体限定。

　　5月18日，上海市交通委宣布，由其牵头，强生、大众、海博、锦江等本地出租车全部参加，滴滴打车自愿“入伙”的上海出租车信息服务平台将于6月1日正式上线运营。

　　结合前文所述的Uber司机在静安寺被执法的信息，Uber的处境至少让阿顺忧心不已。

　　对此，王晓峰这样解释：政府首先要规范出租车，因为这个领域的规则相对清晰，这是他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而Uber非常愿意和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但Uber没有出租车的业务，暂时没法参与。

　　“我们的想法和政府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比如，都希望用更少的车满足更多人的出行。但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需要不断地沟通和磨合，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我们目前肯定是奔着这条路去走的。”王晓峰说。

　　酷炫的野蛮人

　　中国不是Uber受挫的第一个国家。Uber在公司介绍中写道，目前正在全球57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0个城市改变着用户的出行方式。而改变必定会有阻力。据不完全统计，除美国本土地区外，Uber还收到过多个国家的禁令，至于出租车从业者的抗议和驱赶，更是家常便饭。

　　不过，截至目前，美国已有将近40个州和城市修改了原有的立法或者出台新的法案，使Uber等类似平台能在新的法律框架内运行(包括加州、纽约、华盛顿等地，均已合法化)。

　　这种“战线全开”的局面让Uber有了野蛮人的称号。据说，Uber的公司文化以凶猛和对抗著称，忽视大部分国家的禁令。

　　这种个性也被带到了中国。例如，成都公司被查的第二天，Uber就宣布，为表明优步的非盈利性质，从5月8日起，成都三环内，免费乘坐优步，行程不超过15公里。这种做法连同行都不禁汗颜，直呼“你们真的懂中国吗？”

　　而在广州，Uber近期推出“复仇者联盟”主题活动。这是一次商业推广活动，但其高调也颇让人惊讶。

　　有意思的是，这个野蛮人有着一批忠实的拥趸。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主任泰勒·考恩就是Uber的粉丝。5月20日，考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法国正在禁止优步。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当然，他们避免了市场混乱，但同时也阻挡了社会前进的脚步。”

　　考恩甚至相信，Uber最终会获得全面的胜利。而在国内，粉丝对Uber 的热爱可以从此窥见—Uber上海公司此前为5月20日的单车传情活动征召自行车骑手，需求是100位，没有报酬。不到3天，这个召集令吸引了1000多人报名。

　　事实上，Uber培育市场的手段非常高明。很难想象，这个目前在资本市场上估值50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竟然没有投过一毛钱广告。用王晓峰的话说，时代变了，那种“有钱任性砸广告”的方式未必奏效。

　　取而代之，Uber酷爱一些脑洞大开的活动，比如，一键叫直升机、一键叫船、一键叫舞狮，甚至一键叫CEO、一键叫佟大为，诸如此类。

　　王晓峰还在朋友圈里写下了一些有待实现的设想。例如，“初创企业的CEO在Uber上按下一键就有一辆车来到面前，车里坐着一位靠谱的记者，进行20分钟快问快答。这个主意有人喜欢吗？”

　　这些“神奇”的活动并不是不务正业。王晓峰说，“炫酷、好玩的活动一方面可以帮助Uber获得更多用户的喜爱；另一方面，虽然一键叫车是Uber的核心业务，但你不能拦着我们探索一些新业务，万一成了呢？”

　　王晓峰以他的老东家谷歌[微博]为例，这家互联网巨头成立于1998年，最早的五六年里，它只做搜索和广告，但后来做出了全球最大的邮箱Gmail、浏览器Chrome、无人飞机……

　　如果说每个创意活动都是Uber的一次微创业，那么，问题来了，Uber哪来层出不穷的创意呢？

　　这与Uber的团队与机制密切相关。“不能因为我们把某个英文翻译得比较生硬就觉得我们不接地气。”王晓峰调侃道，这指的是Uber(乌啵儿)被翻译成“优步”。

　　事实上，从成员构成来看，Uber 太过接地气而有些不像外企。这里没有白人，除了个别ABC，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城市的当地人。

　　比如，王晓峰负责上海和杭州两地的团队，总共几十人。其中，杭州团队的成员大多都是杭州人；而上海团队中，一半以上讲上海话。

　　据记者了解，Uber的组织架构非常扁平化，除了亚太区负责人，就是各个城市的团队。由于没有中国区总裁，诸如Uber下一步要进入哪些城市等战略性问题，就由几个城市的负责人商量决定。

　　Uber深圳的市场经理Evanee记得，有一次，他和王晓峰、北京总经理Ben与Uber CEO Travis 开会。在某件事上，Travis的看法与其他三人不同。但Travis说，“我从来没去过中国，你们比我懂得国情，我听你们的”。

　　在王晓峰看来，Uber的公司文化非常倡导创新，再加上本土化的团队以及自由的氛围，那些精彩的点子就能蹦跳出来。

　　目前，充满创意的Uber正在全球近300个城市同时招人。这种扩张放在全世界的企业中都是少见的。但同时，Uber仍是一家创业公司，如何与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政策和解，Uber还需要更多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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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步创始人：“每天都被拒绝几百次”

　　Uber激进张扬(野蛮好斗)的风格，实际上代表了其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的风格。

　　在美国，人们说起卡兰尼克时，第一个词就是“混蛋”。卡兰尼克37年跌宕起伏的人生中遇到过的麻烦，一点并不比Uber要少；Uber短短几年在世界各地遭遇的毁誉参半，也一点都不比卡兰尼克多。

　　早在2000年，卡兰尼克23岁，已经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计算机系辍学，和几个哥们开发了一个名叫Scour的P2P下载软件。这是世界上第一个P2P文件下载资源搜索引擎，用户(主要是大学生)可以用它下着盗版视频和音乐—没错，就像前些年一度全球最著名的P2P软件电驴遇到过的麻烦一样。然后，包括美国电影协会、唱片工业协会和音乐出版商协会在内的29家媒体联合起诉他的公司，索赔2500亿美元—嗯，阿里巴巴[微博]的最新市值是2343.90亿美元。

　　不羁少年的第一次创业以支付100万美元赔款后宣告破产而结束了。

　　不到一年，几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又开了一家新的科技公司。一切正意气风发，2001年9月11日，投资方Akamai的CTO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准备和卡兰尼克开会，他的飞机不幸被劫持，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

　　卡兰尼克的公司又陷入了财务危机。他想出一个天才点子—不给员工交个人所得税。然后，法院传票又来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之后，合伙人企图带着开发团队跳槽到索尼。公司的资金链也出现问题，大股东要求撤资……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而言，励志似乎远非人生主题，但在那段可歌可泣的日子里，卡兰尼克不给自己开工资，搬回母亲家里“啃老”，参加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穷得睡在租来的汽车里，在附近赌场的卫生间里像流浪汉一样洗澡。

　　直到6年之后，他终于才又把公司卖给了Akamai，价格是2300万美元。在此之前，他已经很久没有过收入。

　　“想象一下，我连续6年每天都会被人拒绝几百次。”他说。

　　为了奖励自己，卡兰尼克用了整整一年，周游世界，花天酒地，直到厌倦。

　　这一次，他把目标锁定到了出租车行业。他和合伙人最初把这软件起名叫UberCab—意思是最好的出租车。

　　创办Uber之后，他在每一个城市发动战争。出租车司机们的抗议是家常便饭，禁令收到手软，卡兰尼克则是一个“战神”—而且越战越勇。

　　在华盛顿，他从网上发动了数万居民给市长发邮件要求解除禁令。在丹佛，他甚至还发起了一场示威游行。在伦敦和巴黎，他们立刻宣布当地Uber打车免费。结果因为出租车罢运而打不到车的居民只好纷纷下载Uber打车。

　　在一些城市，Uber甚至会偷偷组织培训，指导司机躲过检查。

　　尽管他也谦逊地全面信任自己在各个城市的委托人，但他依然醉心战斗，他在各种场合激烈抨击传统出租车行业，宣称这个行业即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