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赌服输，我输了。”今年的1月3日，元旦假期还没过完，东莞市兆信通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民留下了一封绝笔信，字句间透露了手机代工产业的不易。

　　而事实上，围绕在手机代工头顶的乌云并未随着时间逝去，从去年以来，东莞、江苏等手机代工企业集中的区域接连传来坏消息，万士达、联胜科技、闳晖科技、奥思睿、诺基亚接连宣布停产，而更多的中小手机代工厂商面临着无米之炊的窘境。

　　“电子行业的转型比传统行业来得更加艰难。”长期跟踪东莞企业发展的东莞台商协会顾问袁明仁对《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表示，这几年，随着产业环境的变化，不少中低端的代工厂已经到了熬不下去的边界，长单变成短单，短单变成急单，技术替代容易，招工也得不到保证，手机代工产业链风光不再。

　　“现在再去像东莞这样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实地看一下，空置的厂房多了，一些过去热闹的商圈现在即便是周末也看不到什么外地人。”袁明仁对本报记者说。

　　消失的订单

　　“手机代工业的情况很不好。”从2014年就一直观察到这一趋势的袁明仁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现在东莞三十几个镇区不到600万的人口中，外来人口可能只有400万。“这是我实地去问的数字，和五年前相比大概减少了三分之一。”

　　东莞，曾经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一个样本区域，但凡任何有关制造业的风吹草动，总能在东莞找到分析样本的一块区域。而在这几年，在袁明仁看来，以东莞、深圳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制造业，特别是以中低端为主的中小手机代工产业正在面临着集体煎熬。

　　订单没有了，这是大多数中小代工企业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

　　从小米、荣耀等电商品牌入局以来，手机价格的红海竞争愈演愈烈，而由于品牌集中度的集体上升，杂牌山寨手机或者在技术创新上跟不上市场脚步的手机厂商，其市场空间越来越小。大牌的手机才几百元一部，山寨货的价格优势立刻就被打掉了，根本卖不出去。这种市场形势使过去以杂牌山寨手机为主要代工客户的代工厂家开始吃不饱。

　　而另一方面，不再专注于价格战的品牌手机厂商更倾向于选择紧密的合作伙伴，以换取更稳定的质量保证，并且通过产线的自动化升级解决人力的问题。

　　以中兴位于西安高新区长安通讯产业园的工厂为例，据当地的技术人员介绍，车间里25条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只需要40多分钟就可以把一部手机组装完成。而在这家工厂中，生产线从单板测试加载、全自动化分板点胶、整机音频测试、整机软件加载等使用的都是全流程自动化生产。

　　“自动化生产让产量相比于过去传统生产线提升了40%，人工成本降低了近50%。”技术人员对本报记者说。

　　接单为了养机器

　　订单的分化，也开始让一些代工产业链上下游的厂商开始变得积极起来。

　　王凤是一家做手机代工供应链管理的企业负责人，今年以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更大范围地寻找可以合作的对象。

　　在他看来，手机代工产业链中，现在形成的一个共识是“抓住大客户”，不管是做代工的还是做供应链的，不管是上游元器件厂商还是方案商。与原来大家都能有饭吃不一样的是，近一两年以来，手机代工厂商分化严重，能抓住大品牌客户的厂家日子越来越好，但以往主要为白牌、山寨产品代工的厂家开始吃不饱甚至根本没饭可吃。

　　“我们现在和金立、酷派都有部分合作，想多争取和华为、小米合作。”王凤对本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手机代工行业的上下游都流行着赊销模式。按照手机代工行业的惯例，通常代工厂在拿到订单后可以先获得委托商30%左右的预付款，同时再以很小比例的预付款从上游配件商那里获得元器件的赊销。这样代工厂就可以先使用绝大部分的预付款开始滚动运转，生产结束交货后代工厂即可拿到全部的代工费用，这时再归还上游元器件供应商的货款。

　　但有时候赊账并不那么容易，这时候，像王明所在的供应链公司就可以凭借银行的资源，获得较低的利息，帮助手机代工厂商先“垫付款项”。

　　“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放贷，按照利率点来收费。”业内人士指出，这样的供应链公司就收取息差。加上报关和出关都是供应链公司来做的，这样它还有一个出口退税的利润。

　　袁明仁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现在很多东莞的工厂规模都不算很大，切进大公司的供应链中非常难。“并且现在招工很成问题，所以有时候哪怕没有利润，只要订单能维持住工人的开销、保证生产线的运转就行，这样的日子很煎熬。”

　　利润追不上成本提升

　　订单不好接，只能从别处想办法，为了缩减劳动力成本，几年前手机代工厂之间就兴起了一个口号“产业转移”。

　　以全球最大的代工巨头富士康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富士康已经在内地的13个城市或者城镇设立了当地的工厂和其他业务。记者查询到，其中位于河南的郑州鸿富锦精密电子公司在短短几年内，就以352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位居2014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综合实力的前三强。

　　但这也没有为富士康迎来更多的掌声。美国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CLW)两个月前的一份报告指出，在2015财年第一财季，苹果公司供应链劳工成本约34亿美元，而苹果公司该季度营收约746亿美元，利润约180亿美元，供应链劳工成本仅占营收的4.56%，占利润的18.9%。即便是苹果，也难以掩盖代工企业利润不高的尴尬。

　　“以前的工人只要能赚钱，生活和工作条件差一点没关系，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一名随着“代工内迁”计划回到家乡的富士康离职员工告诉本报记者，以前在深圳加加班每个月能挣四五千，现在虽然离开了深圳，但是生活成本一点也没有降低，很难攒下钱，所以很多人还是辞掉了家乡的工作重新回到深圳。

　　“前几年越靠近内陆的城镇劳动力成本就越低，吸引了不少企业过去，但现在看来这种优势在快速递减，很多地方的工资可能和深圳也差不了太多。”袁明仁告诉本报记者，富士康也在做其他方面的转型升级，比如说用机器人代替人，或者开展一些像维修苹果二手机这样的服务项目，更多地向“服务商贸”转型。

　　但对于更多的中小代工厂商来说，这样的转型升级显得有些望尘莫及。袁明仁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由于政策变化，这几年不少内地省份都取消了一些过去承诺的税收优惠，而这也重创了不少中小代工以及电子配套厂商。很多企业也在试图升级，但这条路不好走。通常一个品牌做起来，同时会有十几二十个品牌倒下去，这对企业耗资很大，没有造血能力根本不敢去碰。

　　外迁不是救命稻草

　　内迁成本走高，外迁似乎成为了今年产业转移的新热点。

　　在十年前，越南还仅仅是全球电子供应链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环节，但根据越南海关总局近日公布的2015年前3个月进出口情况，越南全国进口总额达387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其中主要出口商品中，手机及零配件67亿美元，纺织服装49亿美元，电脑、电子产品及零配件36亿美元，这三项排名前三。

　　三星等手机巨头带动的产业集群效应，让越南在短时间内在电子产业上表现亮眼。

　　“我们去得比较早，2007年就去越南了，当时去的时候那边已经有五六十家企业，现在可能达到两三百家。”雄韬电源副总裁陈宏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雄韬电源主要做电池生意，陈宏告诉本报记者，从人力成本的角度看，越南的用工成本只是深圳的一半，很多企业都会看重这一点。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生产成本在不断攀升，使得珠三角地区的消费电子制造业毫无成本优势。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为2030元，比2014年的标准1808元增长了222元。

　　“但除了劳动力成本，我们还会考虑出口的因素，越南本身享受一些最惠国待遇，对于我们欧洲的客户，税收上可以减少三四个点。”但陈宏也表示，越南当地基础设施还不是特别完善，暂时还没有看到代工企业大规模地从珠三角转移到越南。

　　前两年东莞的台商成批组团赴东南亚考察，作为投资顾问，袁明仁也带过十几拨考察团。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近年多家关厂的台商企业里，起码有一成是转移到东南亚去了，但电子代工企业，其实去得并不多。

　　“三星去越南肯定会带动一些供应链发展，但不会给台湾厂商，东莞的中小厂商也很少参与到这些代工产业链中。”袁明仁对本报记者说。

　　“中国制造业可能面临的空心化危机并非危言耸听。”南京财经大学中国区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陈志龙指出，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是挥之不去的。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实体经济在体制机制层面与市场经济不匹配的障碍，成为重振中国制造业雄风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