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天津废旧塑料货场，世界范围内的废旧塑料越洋而来，最终在中国完成最后的回收处理。A14-A15版图片/王久良

王久良

　　摄影师，曾拍摄《垃圾围城》纪录片。

　　曾因《垃圾围城》系列纪录片引发关注的摄影师王久良，历时三年又出新作《塑料王国》。记者获悉，该纪录片披露了各国废旧塑料进口到中国后，被以粗放的方式进行回收处理，继而引发了部分地方环境严重污染的现实。

　　近日，《塑料王国》26分钟剪辑版向媒体公开，片中导演的镜头从美国东岸的垃圾回收中心出发，跟随洋废塑料穿越大洋，走过海关，进入中国的废塑料回收利用集散地，被挑拣、分解、处理、造粒再利用。

　　王久良表示，该片拍摄持续三年，他走访了华北、华东、华南十几个集中回收处理洋塑料的基地，对整个产业的所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都有深入接触。

　　《塑料王国》正式版本将近90分钟，目前仍在后期剪辑中，明年将制作完成。王久良说希望向中国输出洋垃圾的国家能看到这部作品。

　　“从南到北全国十几处回收中心”

　　新京报：你之前拍过纪录片《垃圾围城》，为什么又拍这部关于废旧塑料处理的纪录片？

　　王久良：借助《垃圾围城》，我有机会去国外交流，特别是在美国参观时，发现他们有大量的生活垃圾经过筛检后，第一时间送到了中国，当时我真的很纳闷，怎么会这个样子？难道是中国有更先进的回收技术吗？

　　从那之后，也就是2011年5月后，我开始做进一步的调研，去了河北、广东的一些地方，我看到，在中国乡村里的垃圾场，塑料上印着那么多国的文字、语言，这是世界垃圾场，这种场景给我极大的震撼。

　　新京报：为什么起《塑料王国》这个名字？

　　王久良：塑料在英文里的另一个意思是“廉价的”，它更深的含义是外表的繁荣、实质的脆弱。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世界成就的同时，把自己的家乡变成这个样子，这种发展其实是很廉价、很脆弱的，取这名字也是为了陈述这个主题。

　　新京报：你去了哪些地方？片子中具体指出这些废塑料集散地的名称吗？

　　王久良：片子里面没有，我的考虑是，这是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事，在我国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华南，甚至在内陆地区，都存在这样的地方，这个量真的非常大。这还仅仅是塑料垃圾。

　　事实上，洋垃圾处理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整个中国称得上成规模的废塑料处理中心，而且是专门针对洋垃圾的大概就有十几处，河北有，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甚至天津都有。

　　“拍片常遇地方政府阻挠，甚至被抓”

　　新京报：据你观察，洋废塑料处理过程是怎样的？

　　王久良：首先要分拣。分类很复杂，大家从片子可以看到，常年做这个生意的人形成了很完善的识别方式，点火、甩地上听声音，招数很多的。

　　仔细分拣后，就是粉碎，但无论是干粉还是湿粉，都需要大量的水，我曾经计算过，有的地方的工厂一小时抽50吨地下水，而那个地方有2000家工厂，所以这个量是很大的，这些污水在没有管道的地方就直接排到环境中，自然渗透到地下去了。

　　然后是造粒，就是把塑料溶化，在很简陋的机器里拉成细条，这是最终回收的产品，重新参与新的生产。

　　新京报：谁会用这些产品？

　　王久良：我拍摄到的中国一家非常大的玩具代加工工厂，用的原料就是来自洋废塑料制成的废旧颗粒，它们仓库里的各种玩具，没有一件留在中国，全部出口。

　　按照2011年到2013年的海关数据，每年进口废旧塑料的数量是800多万，这仅仅是官方的统计数据。从我拍到的很多垃圾场看根本不止这些，而且很多按照限制进口条例是不应该进来的，比如医疗垃圾等。

　　新京报：你在调研和拍摄过程中是否受到阻力？

　　王久良：拍《塑料王国》时，网上的信息很少，只能自己去实地看。很多时候，没有得到政府机构的支持，像是讨人厌的苍蝇一样，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工作。

　　我经常被地方政府阻挠，甚至也被抓过，但真正的阻碍力量，真正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是，这样一个肮脏的环境，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伤害，但你发现，阻碍你的，不仅仅是官方阻力，还有地痞流氓，而是任何一个当地的人，他们变成一伙，捍卫自己的利益，这个骨子里的愚昧让我触动非常大。

　　虽然拍纪录片需要跟他们在一起很长时间，本以为可以建立起很好的情感，但我无法建立起来，说实话我不喜欢里面的每一个人，跟他们在一起很痛苦。

　　“受伤害最大的还是最底层的人”

　　新京报：生产过程是否会带来伤害？

　　王久良：对于分拣工人来说，因为废旧塑料里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他们所处的环境真的气味很难闻，影片里有人描述常年闻着都麻木了，闻不出味道了。但更主要的还是危险，垃圾有很多有毒有害甚至腐蚀性的危险品，有个老太太不懂外文，打开一个塑料瓶，其实里面是氢氟酸，结果把关节都烧坏了。有的人抖塑料布，抖了半小时，整个手都脱了一层皮。对于分拣工人来说，碰到有毒腐蚀的东西是经常的事。

　　对于水洗来说，还对整个产业区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首先是地表水的污染，几乎所有的池塘河流都重度污染，水草都不生了，更别说鱼了，当地人都不敢用地表水浇灌农业，曾经有人用河水浇灌玉米地，结果玉米全死了。

　　其次是地下水，像河北、山东的废塑料产业中心，人们从十几年前就不喝地下水了，不管有钱没钱，全都自己买水喝。

　　最后还有空气污染，焚烧废塑料产生巨量的废气，影响了整个区域。有一个采访的女老板在影片里说，我都不敢要孩子，孩子都是在干这活以前要的。我去过几个大型塑料产业基地，当地人都说，我们这儿的癌症挂号是整个地区里出了名的。我曾经问一个阿姨，这边生病的人多不多，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谁家生病了，而是谁家没人生病。

　　整个产业区域的人都受到了伤害，但受伤害最大的还是最底层的人，有钱的老板把工厂放在这儿，房子搬到城里去，孩子不在这儿上学，但没钱的产业工人、当地居民、农民就只能在那儿待着，走不动。

　　“政府取缔仅仅是重新洗牌”

　　新京报：我们曾经在2011年的时候报道了河北文安作为废塑料北方集散地，被政府取缔废塑料回收产业的情况，你在调研和拍摄过程中，也看到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应对废塑料回收产业？

　　王久良：文安被取缔时，我也去考察过。应该说，文安取缔得非常干净，但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产生一个大的效果就是，这个产业四处扩散，在保定、邢台，包括就近的雄县等，都壮大起来。而且，据我近期的观察，文安那边的产量还是很大。所以对于地方政府取缔的措施，我把它定义为一个产业重新洗牌的过程，但产业依然大量存在。

　　很多地方现在也都打着所谓的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牌子，但事实上依然是家庭作坊居多，而即使是一些大的产业园区，也依然是相对落后的产业方式。这事的核心，并不在于你的园区多大，而是你的作业方式、整个区域的配套措施决定的。

　　新京报：问题如何解决？

　　王久良：问题的解决不像《垃圾围城》时那么简单，因为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太多的人，甚至底层的劳动人民。像文安那样一刀切的做法，可能性非常小，你砍掉一个地方不代表能砍掉整个塑料中国。我不是不支持塑料回收，我不支持的是目前这种作业方式和它产生的危害。

　　因为是洋垃圾，所以我这次把关注点放在国外，我希望用我的作品去影响垃圾输出国，能从源头上去推动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