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标，很多人熟悉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中国首善”的身份，而不是他的企业，这在企业家圈里并不多见。同时，尽管做了很多慈善，他的高调却频繁引发质疑，这在慈善家圈里也属罕见。“高调是为了带动更多人做慈善”，《环球时报》记者日前在北京对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进行专访时，他说：“我做慈善并没有给公司带来好处，反而限制了公司发展。现在我也在做一些调整，但高调慈善的做法不会改变。”

　　捐款占公司利润的50%

　　环球时报：很多人都关注您慈善家的身份，忽略了您企业家的身份，您更看重哪个身份？您做慈善的钱是来自所在企业的利润吗？

　　陈光标：我更看重企业家的身份，首先我是个企业家，然后才能是个慈善家。大家对于我“首善”的身份更关注，可能和媒体导向有关。其实关于企业我也说过很多，只不过被媒体淡化了。我向社会捐款的钱全部来自于我公司的利润。我所在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是2003年成立的，从事厂房拆除、废旧回收和建筑垃圾二次利用。十几年来公司的净利润总共约40多亿。成立公司时，我就说要把企业净利润的50%回报社会。事实也是如此。十几年来我向社会捐了20多亿。对于拆除的废旧建筑，很多企业都把废旧钢筋拿走，把建筑垃圾填埋在地下。但建筑垃圾里有石灰等有害物质，土壤污染了就不能种庄稼。地球每天都在流泪，为什么我们不能伸出援助之手呢？我们公司是中国唯一一家能把拆房的建筑垃圾分类并二次利用的企业。我们从德国进口了堪称“变形金刚”的先进设备，一个小时一台机器能处理500吨左右建筑垃圾。把建筑垃圾的混凝土放进去，就能把墙体里的废旧钢筋自动剥离出来。

　　环球时报：您的第一桶金是什么？

　　陈光标：我现在是做地球的医生，以前是做人的医生，我的第一桶金来自1990年到2001年做医疗器械。我自己的发明拿到了国家专利和生产许可证，进行医疗器械生产。其实，我很小就开始做生意了。我是贫苦农民的孩子，9岁时我挑两小木桶的水到街上卖，一分钱随便喝。10岁我在村里捡破烂、收废铁拿到废品站去卖。15岁，我把五谷杂粮拖到温州卖，然后批发温州的小商品、鞋帽等回老家卖。我从老家出来时就发誓，一定要成功。我在南京摆过地摊，睡过马路边。我有今天的成就，特别感谢改革开放，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没法和邵逸夫比

　　环球时报：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做慈善的？如何萌生这一念头的？

　　陈光标：现在回想起来，我从9岁就开始做慈善了。那时我卖水赚了4块多钱，学费是一块八毛钱，我用卖水的钱，不但把自己的学费交了，还帮邻居家的孩子交了学费。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什么叫慈善，只知道别人有困难，我应该帮一把。长大后，我赚的钱一直都在回报社会。1998年我第一次做企业卖医疗器械，就赚了20万，我捐了3万给安徽一个得白血病的9岁女孩。第二年赚了60万，我拿28万给家乡修了一条路。2004年印尼海啸，我捐了几百万，巴基斯坦水灾、海地地震、日本海啸等，我都捐了款。我就是要把中国的闪亮传播到世界去，不要让别的国家感觉中国人都是土豪，赚了钱只会到国外采购奢侈品、买私人飞机、游轮。中国五千年文化历史，是有慈善文化的。

　　至于为什么愿意帮助别人，这和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在妈妈生我之前，有两个孩子是饿死的。妈妈生我时两天两夜没有任何吃的。邻居家一个生产队副队长同情我们，端了一瓢面到我们家，做成面糊给我们吃。父母经常和我说，如果当初没有邻居那一瓢面的话，妈妈和我可能都饿死了。所以，父母也经常帮助别人。我小时候邻居家孩子没奶吃，妈妈就把正在吃奶的弟弟放在旁边，抱着别人家孩子喂奶。自己家的农活干不完，父亲还帮别人家干农活。父母的身体力行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环球时报：您为什么选择高调做慈善？对于由此引发的一些争议，比如有人称之为暴力慈善，您怎么看？

　　陈光标：我认为做慈善的方式分两种，一种叫低调慈善，另一种叫高调慈善，没有暴力慈善之说。只要你真金白银去捐了，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是自己的自由。没有法律规定说你捐钱帮助别人不要说。我今天的高调也是受小时候的影响。我9岁帮同学交了学费以后，老师第二天就给我一个小红星贴在脸上，我高兴得满教室、满村庄跑。结果，第二天、第三天都有很多同学找老师要小红星。有的帮老师擦黑板，有的主动打扫教室，希望得到老师的奖励。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做一件好事能传播给100个人，相当于你做了100件好事。所以，做好事要说出去。另外，需要帮助的人太多，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我想让大家把陈光标这个名字看成一个符号，希望通过高调慈善带动更多人去做慈善。比如我去美国请流浪汉吃饭，开新闻发布会，用9万美元撬动了全世界的关注。如果把这些钱私下低调捐出去，就像往大海里倒一杯水一样，不会有什么影响。而通过这种高调的方式，影响是无形的，每天都在辐射更多人。佛教讲因果关系，不管别人怎么解读，最起码我没做坏事，我做的是好事。当你用一根手指指向陈光标的时候，剩下的几个手指是指向自己的。那些指责我的人首先应该问自己做了哪些事，如果你没做的话，没有资格批评我、指责我。我不会因为个别人的质疑而停止做慈善。

　　环球时报：除了争议，高调慈善是否还给您带来一些实际的烦恼？

　　陈光标：烦恼肯定有。每天上门向我求助的都有几十个人，救助信一天能收到两三百封。里面的情况有真有假。有的人给他钱少了，他还会骂你。我有几个团队，会对每个人的情况进行调查和筛选。需要帮助的人太多，我的能力有限，只能尽自己所能做雪中送炭的事，锦上添花的事很少做了。

　　环球时报：您有没有考虑过改变做慈善的方法？比如邵逸夫捐赠的逸夫楼很多，大家对这种方式都比较支持。

　　陈光标：邵逸夫在全国捐了那么多逸夫楼，我很敬佩，我也想像他那样名垂千史，但我的资金实力太有限，没法和他比。我只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撬动更多人做慈善。就像小平同志说的，先富帮后富。中国这几年慈善事业迅速发展，也许与我的带动有一定关系。

　　公众人物有责任净化社会风气

　　环球时报：您的高调慈善是不是也相当于给企业做了一个免费广告？

　　陈光标：如果做慈善的同时还能为企业打广告，何乐而不为？这个广告值得做。但实际上，借这个形象来宣传，并没有给我的企业带来什么好处。我捐款有个原则，经营的地方不捐款，捐款的地方不经营。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人们认为我有目的性，在哪捐款就找当地政府拿工程。目前，我的捐款基本上都在云贵川、西藏、甘肃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革命老区。十多年来我们公司约90%的业务都来自利润比较低的二包、三包工程，没有直接参与来自政府、国企的一手拆建工程。这样下去也面临一些问题，企业利润在下滑。而且，以前慈善捐款占公司净利润的50%，这两年已经上升到70%。因此，我想做一些调整，希望政府、国企如果有拆除项目能直接交给我做。好处有两个，一是能进行二次利用，更环保。二是，我承诺把项目利润的50%援给该单位的工会或慈善机构，用于安置该单位的贫困家庭，奖励劳模等。也就是说，如果我从政府、国企拿到的一次工程的净利润是100万，我会把其中的50万捐给这个单位的工会，这个措施就从你发稿之时开始实施。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国企来找我，我的资金量就大了，企业实现更多赢利，才能更好地做慈善。

　　环球时报：前段时间，一些深受观众喜爱的导演和演员因吸毒、嫖娼等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查处，在您看来，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

　　陈光标：这些问题的出现让人痛心遗憾。公众人物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举手投足都会吸引人们的目光。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公众人物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超过了一般人。而判断社会的风气好坏，一个重要参照就是公众人物有没有操守，能不能行为世范。因此，以良好的品行和严格的自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公众人物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我倡议所有公众人物行动起来，勇敢捍卫公序良俗，积极净化社会风气。作为公众人物，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规范言行，不做违反法律和道德的事，防止出现不良行为，产生负面示范效应。我也一直这么要求自己，无论是光盘行动、卖空气罐头、绿色环保出行，都是在尽我所能给社会增加更多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