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周青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与外卖平台推广员的“周旋”中。

　　在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路附近,周青开了一家米粉店。一个月前,一名外卖平台推广员推门而入。

　　“推广员说,如果我愿意出让每笔订单8%的金额作为服务费,那么他们的外卖平台就可以把我的米粉店纳入网站的收录范围,并提供一套送餐服务。”周青说,她按照自己的成本和盈利能力算了一笔账,提出了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方案:每笔订单出1元钱作为服务费,而不是8%。

　　这笔生意最终没能谈成。推广员告诉周青,服务费不是自己能改的,外卖网站在全国的收费都是统一的。之后,店里又陆续来了几名相似类型的推广员,周青都一　一拒绝了。

　　看着周围餐饮店门前来来往往的外卖车辆,周青决定自己在微信里卖米粉。

　　不过,到今天为止,10天过去了,周青在微信圈里的外卖数量没有超过50单,相较于周围同类店铺,可谓成绩惨淡。

　　“没办法。我准备和留下联系方式的推广员再谈谈。”周青无奈地说。

　　对于周青的最终妥协,老顾客蒋芳却有着不一样的态度。

　　“我支持周青自己做外卖,不要加入外卖平台。对于周青的馆子,我了解她的食品卫生情况,他们用的也是自己的送餐员,能够保证送餐时间。我会选择这样的餐馆外卖,而不会再去盲目信任外卖平台。”这样的肯定,来自于曾经糟心的经历,蒋芳向记者回忆说,“我曾经在某知名外卖平台上下单,下午5时下单,系统显示餐馆位于右安门,1个小时内送到。然而,下午6时30分的时候,送餐员才打来电话,称开始送餐。”

　　“你知道餐在哪吗,望京。从东北四环的望京到南四环的马家堡,在周末如此‘穿越’北京城,晚上9时才能到吧。经过一番和外卖员的纠缠,我最后把餐退了。当然,这个馆子肯定会被‘封杀’。不过,外卖平台也应该脱不了干系啊,但是我投诉之后,也没有了音信。”蒋芳说,还有一次是中午11时左右,她在公司下单,系统显示40分钟后送餐。然而,过了12时,同事在同一平台里叫的盒饭都陆续送到,惟独蒋芳的盒饭迟迟不来。

　　“我在外卖平台上催单,显示外卖已在路上。我又打电话催,对方也说在路上,但这家馆子离单位明明不足500米。苦等1个多小时,盒饭还是没有着落,我只能取消订单,投诉依旧没有下文。”说起这些,蒋芳有些不满。

　　尽管送餐时间无法保证,外卖平台目前仍似乎是很多民众的“心头好”,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实惠。

　　郭凯在北京西直门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每天中午吃饭是一大难题。郭凯告诉记者,西直门附近多是商场,午餐价格昂贵且需要长时间排队,而外卖平台正好解决了这两个难题。“因为有各种优惠,网上订购的价格甚至比我去店里吃都要便宜,省时又省力”。

　　记者注意到,补贴已成了外卖平台争夺消费者的惯常手法。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外卖平台上80%的商户不定期推出各种各样的优惠活动,优惠额度常在10元至50元不等,甚至更高。一些商家即使价格不优惠,也会通过赠送饮料、零食的方式补贴消费者。

　　各个外卖平台之间为了吸引用户,更是隔三差五地打起了“补贴战”:“1毛钱吃大餐”“霸王餐专场”“吃喝玩乐0元”等促销活动比比皆是。

　　然而,即使再优惠,食品安全问题仍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兴叹”。

　　企鹅智酷公布的《2015年互联网用户外卖使用调查报告》显示,高达52.5%的用户最担心外卖的食品安全问题。

　　“这就像一个阴影伴随行业而生。”周青说,这也是自己最初不想加入外卖平台的原因,“不想被拖下水。”

　　多家外卖平台屡屡被曝光存在一些无照经营的“黑作坊”。这些“黑作坊”环境脏乱差,卫生不达标,食品安全自然无法保证。

　　“这主要是一些外卖平台为了追求快速发展,在审核商户资质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一些卫生堪忧的‘黑作坊’进入平台。”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直言。

　　除此之外,似乎上了平台之后,外卖商家与平台之间再无“瓜葛”。

　　上周末,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和丰台区随机采访了多家外卖平台的送餐员,对于与外卖平台的关系,他们是这样说的:

　　“这些平台和我们没啥联系,也不进行监督,我们和他们关系不紧密。平台给了个送饭的箱子。车子和人都是我们餐馆自己的。平台也有专门送快递的,但是他们送餐的价格贵,我们都是自己送。我是专门送的,也有厨师做完了菜也送”;

　　“平台和我们有联系,他们有时候会来转转,看看我们的盈利情况”;

　　“我和很多平台都有合作关系,和他们没啥联系,我们就是借他们平台这个关系,其余基本没联系,没有监督。送餐的车是我自己的,他们什么也没给我,我还得雇人送外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