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是一场在学术界纷扰良久的争议，双方都在为自己的立场而坚守。回到本质，这是一场关乎市场与政府的命题。这是一个值得点赞的争鸣，最起码经济学的圈子不至于是死水一潭。[详细]
林毅夫、张维迎交锋之点集中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之手到底应当放在哪里。林毅夫认为，赶超阶段，政府必须有所为，研究不是说不要产业政策，而是说哪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以成功。政府需要为企业家的产生提供公共知识和基础设施。张维迎认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创造思想不一定需要政府资助。政府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
争锋一:
企业是企业和政府合作的结果吗？
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企业家精神也非常重要。但是企业家怎么出现的？除了他天生的对市场发现的敏感度以及风险程度判断之外，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加快发展，有所谓R&D的说法。“D”，就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这确实是企业家做的。但是企业家在做“D”之前的“R”，就是科学的、对自然的认识的加深。由于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而且成果出现以后是公共产品，所以企业家自己是不会做的。
林毅夫:
政府购买新产品，也对企业家发明的技术很快市场化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我要补充一下，维迎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我是承认的。然后，从企业家精神本身，如果新产品等等要研发，您讲的自由、产权保护这些，我也承认。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要发展新产品前面的那些公共支持，要是没有国家的投入，实际上也不会出现。所以，应该是企业跟政府的合作。
张维迎:
张维迎认为在产业革命时候，那么大量新产品的出现，没有什么国家支持的。我们看英国，包括科学的出现，很多没有什么国家支持的。然后我们看很多基础的研究，我们现在说要政府支持，而美国最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的。如果我们在一九五几年到一九七七年，所有都是离不开国家的，但不能证明没有国家参与这个就不会有。所以说，这不是任何国家可以创造的市场，但是我不认为这就证明没有政府和国家参与，这个事情就没有。我想，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这个事情可能变得更好。
交锋二:
亚当·斯密谈政府作用的理论过时吗？
林毅夫:
林毅夫不同意张维迎关于只要保护产权，建设法律制度就够了的说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1768年开始写的，之前大概花了二三十年时间去研究文献，大概也就是五十年、一百年以前的文献，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所以，整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技术是给定的，然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然后分工细化。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纺织工业的机械化生产，最早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但是，亚当?斯密之后，最重要的变化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新产业不断涌现，就像刚才维迎讲的，两百年前亚当?斯密的时代，产品只有十的两次方，不到三次方，现在是十的7次方、8次方。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讨论的。
张维迎:
亚当·斯密研究的是两百多年前，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没错。但是，科学并不总是在进步的，我不认为今天的思想一定比上个世纪的一定先进。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本身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所以，我不认为凯恩斯的理论就比凯恩斯之前的理论更好。我相信，未来人类的时间越长，我们会越认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无论是哲学的、宗教的。所以，我认为不能说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比现在的更差。但理论技术方面没有现在这么精致。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
争锋三:
比较优势是政府擅长还是企业擅长
林毅夫:
现在大型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可以竞争，我们现在已经是人均68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再补贴就是锦上添花的，所以，补贴应该取消掉。但是，把国有企业失败认为是国有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更多。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更高，这不仅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这样。在拉丁美洲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
张维迎:
发现比较优势，利用比较优势，恰恰是企业家最擅长的。如果这个比较优势没有利用，是市场不均衡。没有一个企业家会傻得在北方种水稻、南方种小麦，一定是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麦。我们国家恰恰是政府经常乱点鸳鸯谱。如果论比较优势的话，是政府和市场的比较优势，相比之下，市场更擅长解决比较优势。
林毅夫:
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按照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强调有为的政府，但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政府哪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新结构经济学中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就是想解决政府如何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问题。如果因为怕政府越位就反对政府的任何干预，那政府不就必然是缺位、失位了吗？
交锋四:
国有企业改革路在何方
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中小型国企应该民营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的问题。对于大型企业，不管国有还是民营，所有者和经营者必然分离，要避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需要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来提供经营者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所以，他认为：“大型国企的改革首先要剥离政策负担，如果剥离了政策负担，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国企经理是否有能力、是否经营得好、是否尽心尽责，可以从企业的实际利润和市场的平均利润的对比中充分显现，这样国企也不一定经营不好。反之，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大型国企私有化以后，企业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来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得到的保护、补贴会更多。在经济理论层面，林毅夫的观点颇具争议，但在经济实务运作过程中却很管用甚至有效，中国经济迄今的客观形势也越来越证明了这点。
张维迎:
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越来越具有进攻性。这就使得民企和外企觉得中国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友善，对未来有顾虑。张维迎建议的国企改革一揽子方案可谓“狠”：先推动国企上市，然后国家控股减持，从70％到50%再到40%，然后民营企业家进入董事会，慢慢开始从有发言权到政府完全退出。“即使有些企业国家仍然要保留一些股份，我觉得最好是国家通过机构持股，但不作为直接的股东，不参与正常的公司治理，只通过投资分享红利。
总结:
评论认为，林毅夫的视角是世界的，而不仅仅是中国的。而张维迎和更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与林毅夫产生了分歧。因为他们的眼光，更多的是中国的，而不是世界的，是向内的，而不是向外的。中国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因为他们对应于中国过去的发展阶段；但当中国奇迹走到今天，就需要摆脱过去某种成功模式的路径依赖，而推行更多更深入也更合时宜的改革。 （报道综合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 谈话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