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在当前经济出现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打开内需的主要选择不是投资而是消费。2009年以来，用投资开启内需的结果是带来更严重的过剩，没有生产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走不远。为什么应用城镇化来拉动消费，城镇化又应以什么方式推动，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消费率下降

　　我们先看城乡收入差距是怎样抑制了消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农民务农收入增长缓慢，抑制了农民消费。长期以来，农民家庭收入的主源是农业。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纯收入的比重，新千年之初还占一半以上，但到2012年已下降到39%。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占比下降，不是由于农业生产停滞，也不是由于农产品价格水平提高过慢，因为自2004年以来，中国农业已出现“11连增”，而新千年以来，农业PPI的年均增长率是同期CPI的3倍和工业PPI的5倍。农民务农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投入增长率显著超出了产出增长率。2001-2012年，农业现价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3%，这个水平几乎追上了同期的现价GDP增长率，但同期农业物耗年均增长率高达12.2%，所以同期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年均增长率只有7.9%，是农业物耗的高增长吃掉了务农纯收入。如果不是农民外出打工收入支持了农村人均收入增长，如果不是2008年起农民工资性收入超过务农收入，就不会有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局面出现。

　　第二，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挣钱却不在城市消费，直接压低了消费率。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家计调查，当年城市居民消费率是68%，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是55%，二者相差13个百分点。典型调查说明，打工农民的消费率只有40%，打工收入主要是带回农村。那我们就可以算一笔账：根据统计局数据，目前全国有2.7亿农民工，他们的平均工资在月薪3000元左右，而他们在城市的消费率是40%，则每年农民工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现金收入总额应在5.8万亿元左右。再按农村居民消费率55%计算，应该有2.6万亿元形成了储蓄。但是因为2.7亿打工农民基本不在农村消费，因此由农民打工收入所形成的储蓄总金额在3.5万亿元，应该不算高估。

　　2007-2013年，中国的储蓄率也即资本形成率从41.6%升至47.8%，储蓄率的上升速度比2001-2007年加快了14%，正是从2008年开始，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增速开始加快，并从2013年开始，首次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第一大来源。恐怕很少有人把近年来国民储蓄率的加速增长，与农民打工收入增速提升联系起来看，但我认为这二者的联系不仅存在，而且明显。我们可以再算一笔账：农民打工收入转化成总储蓄的这3.5万亿元，占了2013年国内总支出的6个百分点，正是2008年以来储蓄率上升的百分点幅度，而若是加在消费上，则2013年的居民消费率就可以从36%回升至42%，是2003年的居民消费率水平。

　　新千年以来，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掉到2013年的49.8%，其间政府消费率只下降2.3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费率从46.6%掉到36.2%，下降10个多百分点。如果是因为农民的储蓄行为压低了6个百分点的居民消费率，则城镇化滞后所导致的消费率下降，就是新千年以来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应是产权体制改变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从这个角度看，由推动城镇化引起的消费率回升，也只会使总储蓄率从目前的47.8%下降到41.6%，水平还是较高。实际上，即便今后把体制因素所造成的消费率降低也解决了，储蓄率仍会在新千年之始35%的水平，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已足够。储蓄率与消费率应保持合理比例最好，而衡量合理比例的尺度，就是产能可以充分利用，产品没有积压剩余。

　　第三，农民社保水平低，收入中就会有一部分转化成社保储蓄起来，直接影响了农民消费。

　　城镇化蓝图和政策设想

　　首先应评估有多少农民需进城。按照目前的统计，农村户籍人口有8.9亿人，但其中有3000万人已在城市长期生活，所以可按8.6亿人计算，这与卫计委统计的农村“新农合”人口数也是相符的。

　　如果按日本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3.2公顷耕地面积计算，中国有3300万农业家庭就够了，如果每个农民家庭有2个劳动力，则未来农村人口在7000万以下就足够，相应需要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总量就是8亿人。如果到2035年中国人口是15亿，则届时的城镇化率是95%。在这个水平，无论怎样衡量中国都已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

　　如果农村人口从目前的8.6亿减少到不足7000万，则农村人均所拥有的耕地资源将是目前的16倍，如果把目前的农村人均务农纯收入3000元提升16倍，就是4.8万元，比去年的城市人均收入高出2万元，不仅可以承担更高的物耗水平，也再不用到城市打工谋求提高家庭收入。

　　目前第一产业仍占用了2.4亿劳动力，如果在推动大规模城镇化的同时，推动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家庭规模经营，有3300万劳动力就够了，就可以解放出2亿农村劳动力，中国就不会再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城市工资上升压力相应就可以减缓了。

　　如果未来20年有8亿农民进城，平均每年就需要安排4000万农民转为市民，要求城镇化率的年均提升速度是5.4%，是目前的5倍。根据有关方面的分析，每个农民转化为市民，包括居住、社保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共需25万元。8亿农民进城，20年内总共需要支出200万亿元，分解到每年4000万人进城，就是10万亿元，相当于去年GDP的15%。我国政府目前负债率还未超30%，提高15个百分点的负债率应该不是难事。此外，如果通过推动城镇化，把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我国的消费规模将会增加2.5倍，可保9%以上的增长率继续20年。由于城镇化滞后严重抑制了消费需求，推动城镇化就是推动消费增长，而给进城农民提供住房和社保，就是直接给农民制度补偿。中央政府也应规划好未来20年8亿农民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分布，引导城镇化的合理发展。

　　目前进城打工的农民共有2.7亿人，加他们的农村亲属，已有5.5亿农村人口应安排进城，按年均4000万人的速度，也要到2030年之前才能转移完。可以先根据进城打工时间的长短来确定农民进城的先后次序。

　　农民进城要贯彻“二换二”的原则，即农民要用手中的承包田与宅基地，换进城后的社保与廉租权。农民手中的积蓄有限，进城后马上买不起房，要给他们提供廉租房。“二换二”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不愿交出土地的打工农民，在城市一定已经取得了某种社保和居住条件，就应允许他们保留在农村的土地利益，总之这本账要让农民自己来算，划算了才会自愿“二换二”。实际上“一换一”也可以，即只用宅基地换廉租权，或只用承包田换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