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伟

　　2015年7月6日，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2006年~2013年，许杰在国家信访局任副局长，非法收受贿赂约610万元。此前，信访系统已经有多人被判刑。

　　在许杰最有权势的8年里，他多次利用职权单独或伙同信访系统内部人员，在修改信访数据、处理信访事项等方面为地方政府提供方便，先后接受地方政府相关人员行贿，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550余万元。

　　一个事关信访系统权钱交易的窝案浮出水面。

　　清除记录成刚性需求

　　在许杰担任国家信访局副局长的前一个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开始施行。国家信访部门以该条例为依据，每月会对各省、市、自治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排名。

　　《规定》第六条提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这样的压力在省级政府之下，转变为较之责任追究更严厉的“信访一票否决”制。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截访成为常态。

　　截访的情况，在2013年信访排名取消之前更甚。在许杰主管信访数据的时候，地方截访未果，上访者在信访部门、综合治理部门登记后，便会留下历史记录，影响属地排名。而信访工作，是地方政府对当地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在严厉的考核指标压力下，有人想到了通过修改信访数据来达到考核指标，销号的生意于是应运而生。

　　销号利益链环环相扣

　　在长期的操作中，销号形成了一条畸形利益链。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表示，信访排名有可能推动地方政府去解决上访者的问题，但在政绩压力下，地方政府为了不被追究责任，对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甚至公开行贿去销号。“这个阶段还产生了大量的中介机构，进行利益输送，包括黑保安公司，以及训诫中心黑监狱。”

　　记者从北京永定门西街一位守候属地上访人员的信访工作人员处得知，销号的费用，一般的个人上访需要2000多元，集体上访会在4000元左右，而事关厅级官员或单位的上访，一个号会在5000元左右。

　　据此前媒体的报道，各地信访工作人员销号的资金，有的是直接由涉案乡镇和市县直属部门提供的，有的则是来自涉案地方驻京工作组的信访保证金。而国家信访局原工作人员李斌及孙盈科的裁判文书，则对此提供了一个印证。

　　相关的司法文书显示，信访系统上访销号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变更归属地，就是把市里、区县的问题故意模糊归属地，登记成省里的或者省直机关的;第二种是口头劝返，就是不按照信访条例的要求往地方交办和转送处理，而是直接选择口头劝返，这样地方就看不到信访的数据;第三种，因为有些地方对集体上访考核时会对人数有考核约束，信访机关就会把集体上访故意登记为个人上访，或者少登记上访人数。

　　308房间内的交易

　　2008年7月，26岁的李斌成为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信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7个月之后，他被借调至邯郸市信访局工作。2010年4月，李斌被借调至国家信访局来访司工作。在此期间，李斌长期居住在国家信访局宾馆的308房间。正是在这个房间，发生了多起交易黑幕。

　　邯郸地区对信访考核很重视。当地政府不愿意有自己的访民到国家信访局登记信访，或是来京后去非正常上访，于是就找李斌帮忙，同时给其办事费。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每次都是把现金装在信封里，直接送到国家信访局宾馆308房间。

　　在办事过程中，当地政府信访办人员给李斌打电话或发短信，告之哪些访民来了。李斌则通过疏通关系，找到国家信访局的孙盈科、陆洋、马积育、李淑华、孙凤先等人，让他们帮忙想办法，不给那些访民登记信息。

　　李斌共收受河北省邯郸市及下辖部分区县的信访局工作人员孙立军给予的人民币60万元，李章杰、李华平给予的人民币150万元，张红杰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刘瑞昌给予的人民币6.8万元，共计人民币226.8万元。李斌自己分得人民币30万元，给予国家信访局来访司孙盈科30万元、马积育70万元、陆洋20万元。

　　2013年7月2日，李斌因破坏信访系统内的计算机数据系统获罪。李斌被抓，引发了国家信访局信访销号窝案的连锁反应。

　　多省卷入

　　2006年至2013年间，孙盈科担任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接待二处、接待三处、接待五处副处长和接待二处处长期间，先后为河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河南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四川省、江西省等地方信访部门销号，获得了这些省份信访人员的不同数量的金钱贿赂。

　　除孙盈科之外，国家信访局的陆洋、马积育、李淑华、孙凤先等人相继被调查起诉。不足半年时间后，2013年11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家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许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在这一系列被称作“信访局窝案”的贪腐大案中，涉案者既有原副局长、原处长，也有前来挂职锻炼的工作人员。行贿涉案范围波及多个职位的信访官员，销号窝案也将全部浮出水面。虽然多起案件的一审已经终结，但依然让人心有余悸。

　　当前中国的信访职能过于宽泛，由少数机构担负着许多尚未分化的功能，造成信访总量居高不下。另外，信访机构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现行信访机构庞杂分散，归口不一。除此之外，信访处理的随意性较大，人治色彩浓厚。

　　于建嵘说，要从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安全的高度来认识信访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并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视野，来重新确定信访的功能目标和信访体制。

　　按照于建嵘的设想，在强化和程序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要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功能从信访制度中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可以考虑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