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唐帝国来说,天宝十四年真是一个不幸的年景。以开元、天宝年间强盛的国力,大唐帝国并非没有能力对抗安禄山。只不过,混蛋透顶的杨国忠,在长安即将陷落的时候还派人去太原筹集粮饷,既不肯使用、也不转移长安、洛阳两京钱物,结果“两京陷落,民物耗弊,天下萧然”。
唐肃宗登基称帝的时候,大唐帝国已经丢掉了长安、洛阳以及河北、山东各地的粮仓和府库,这个曾经辉煌的帝国已经穷到一文不名的地步了。安史之乱初年,关辅、朔方、河陇等四十余郡的勤王之师约在百万之众,很快,唐肃宗能控制的钱粮告罄,到了“无轻货人散矣”的地步。
危亡之际,一个胥吏出身的官员挺身而出,为唐肃宗谋划钱粮,这个人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叫作“第五琦”。第五琦,官拜御史中丞,是又一个被《新唐书》列入奸臣行列的“聚敛之臣”。
第五琦拿出的第一个方法,铸行“大钱”,即封建统治者惯用的货币伎俩——货币减重。
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七月,在第五琦主持下,大唐帝国开始铸造了一批“乾元重宝”,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制形类似、重量也类似,只不过,一枚乾元重宝要当十枚开元通宝来用;次年三月,第五琦又铸造了一批新的“重轮乾元重宝”,即这种铜钱有两道钱轮,故称“重轮”,也称“重棱钱”,只不过重轮钱要当50枚开元通宝来用。
财富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只是名义上的财富,持有这种货币的人会在瞬间觉得自己成了富人,这在经济学上叫作“货币幻觉”。虽然幻觉终究是要破灭的,幻觉没破灭之前,感觉还是很好的。据说,大唐将士们得到了乾元重宝、重棱钱后非常高兴,经常有什么斩首叛军十万级、横尸三十里的记录。
拿不值钱的钱来骗人,还骗的我大败而回,安禄山、史思明非常愤怒,愤怒之下就开始动歪脑筋。
你不是以一当十、以一当五十吗?我就以一当一百、以一当三百!看谁狠!
为应对唐肃宗的货币减值,安禄山开始在东都洛阳发行一种更狠的虚值货币“得一元宝”:在安禄山的辖区,一枚“得一元宝”可以当一百枚当年的开元通宝、三枚乾元重宝、两枚重棱钱。
史籍没有记载这场货币战争的胜负,却明确记载了这场货币战争的结果:物价暴涨、恶钱盛行。
自武后年间起,大唐帝国就始终对私铸货币持开放态度,官铸开元通宝和私铸货币始终同时存在。没出大乱子的原因,是因为开元通宝始终没有减重,官铸货币和私铸货币的比价始终由民间交易自发形成——既然是在无数次博弈中形成的价格,当然剥削也就无从谈起。
“乾元重宝”“重棱钱”和“得一元宝”却不是这个样子,这三种钱的重量都与开元通宝类似,却要当十枚、五十枚、一百枚开元通宝,是典型的虚值货币,也是典型的抢劫。无论叛军还是大唐帝国,这三种货币最初的获得者和使用者都是职业军人,三种货币都有着异常的强制执行力。
更离谱的是,大唐帝国长期以来已经有了私铸货币的传统。既然铸行虚值货币有几十、上百倍的利润,私铸者当然不甘示弱,三种货币刚刚铸行,假币就充斥了全国各地。人们纷纷毁开元钱、改铸大钱,甚至连寺庙中的铜像、钟磬等也被熔毁铸钱。
至于物价,当然是一飞冲天,诗人杜甫因买米的钱不够气愤地写下了“岂闻斗米直万钱”的诗篇!至德二年(757年)南阳被围的时候米价也只是斗米四五十百钱,到了乾元二年邺城被围的时候斗米七千钱。通胀最严重的时刻,一位叫作田神功的朝臣一宴就花掉了一亿铜钱,当然是以重棱钱计价的。
后来,这种货币实在流通不下去,唐肃宗只得承认“开元通宝”与“乾元通宝”等值,“重棱钱”可当十枚开元通宝(乾元通宝);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又下诏“重轮钱”改为一当三;后元载为相,各种大小钱等价流通。
至此,双方铸币敛财术全部完败。(选自《中国是部金融史》 作者:陈雨露、杨忠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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