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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6月0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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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中国经济转入增长新常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上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积极变化,通过深化改革,今后一两年有望实现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如果成功,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在7%左右,或者6%至7%之间持续较长一个时期,比如5年或者更长时间。

  中国经济增长转换呈现积极变化

  2013年,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平稳,但也不乏波动。年中经济增速曾一度出现下滑,通过明确经济增长速度合理区间和采取稳投资的政策措施,增长出现回稳态势,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7.7%。在国际经济尚未摆脱金融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处在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下,取得这样的增长成绩实属不易。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已经和正在出现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积极变化。

  第一,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或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经济通常被认为是投资为主、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需的经济结构,改变这种结构被认为是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2012年,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G D P)的比重开始超过投资,虽然2013年有所反复,但大的变动趋势已经呈现;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过去一些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增幅经常保持在20%以上,目前已经回落到5%至10%的增长区间,这一调整已不能主要归因于外需变化,而更多地要由随着汇率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而出现的出口竞争力变化来解释。与经济结构的上述调整相适应,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也在减缓。这样,我们看到,一个与过去30多年大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结构开始浮出水面:逐步转向以消费、服务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内需,更多地从要素效率提升获取动力。

  第二,率先回落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适应新环境,呈现增长走稳态势。企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过程加快,部分低效企业被市场淘汰,企业亏损面下降,大部分企业经营状况逐步趋于稳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改善。东部地区的经济运行在较低增速区间趋稳,意义不应低估。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规模占到全国的大头,这些地区稳住了,中国经济大局基本上也稳住了。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增长走稳,或许预示着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长在一个时期后也将逐步走稳。

  第三,在经济增速回调过程中就业总体稳定,未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第四,企业盈利水平对增长放缓的适应性增强。第五,社会各方对增长阶段转换的共识增加,对未来经济增长持有较为理性、符合实际情况的预期。

  从宏观层面看,一个重要变化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2013年年中曾一度出现增长下滑压力加大的局面,宏观决策者并未简单推出货币财政刺激措施,而是采取了稳预期、抓改革、促转型的综合对策。从增长方式转化换、发展方式转型的角度看,非常有意义的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主动管理预期。二是通过调结构、促转型获取新的增长动力。

  可预期可争取的经济增长新常态

  接下来的问题是,目前这种增长走势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从大的背景看,我国经济仍处在由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从国际经验看,日本、韩国从高速增长期回落时,增速下降幅度接近50%。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高速增长期回落后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一些,比如在7%左右,或者6%至7%之间。对近一个时期的增长回升,我们的判断还是由存货调整、预期改善而引起的一个比较弱的短期回升,不一定稳得住,还可能有一个探底过程。

  与此同时,眼光应当放远一些,力争今后一两年实现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对此可以给出一个概念,比如“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其含义是,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

  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应具备若干特征,包括增长率从原来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等等。

  对这一增长新常态,还可以进一步提出“六可”的目标: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做到这六条都不容易,这里想强调一下“企业可盈利”。看起来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往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这一条很关键,是其他几条的基础。如果企业盈利水平明显下降,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财政收入将可能更大幅度下滑,财政、金融风险不可避免地加剧,企业也将难以通过扩大生产而增加就业,反而可能减少工作岗位,民生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也无从谈起。所以,“企业可盈利”应被视为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性指标。

  以深化改革促进转入增长新常态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争取在不长时间内平稳转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最重要的是把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为了顺利推动下一步的改革,需要提出和实施正确的改革策略,安排好改革的重点和优先次序。

  首先,注重改革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关联性,突出重点,抓主要矛盾,同时注重关联配套和协调推进。其次,坚持底线思维,把改革进程置于风险总体可控的基础之上。再次,重视改革的增长效应,把那些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改革放在优先位置。按照这些原则,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攻坚性改革,对那些看得比较准、条件大体具备、风险可以承受的“硬骨头”问题,集中力量和时间,争取取得决定性进展。另一类是探索性改革,对那些方向和目标大体明确,但改革路径和方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的领域,允许和鼓励地方、基层开展试点,给出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在试点的基础上比较、选择,将那些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上升为全国性政策。

  从应对上面提到的增长阶段转换所面临的挑战考虑,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从五个方面推进改革。一是防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应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局风险的关系,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以局部风险的有效释放争取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分类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在条件具备的城市试行地方发债,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非贸易部门的低效率,集中体现在基础产业。在这一领域的放宽准入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既要“放小”,也要“放大”。具体来说,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竞争。比如,铁路改革,要拿出几个区域或大的项目让外部投资者,包括地方政府和民营投资者去组建新的铁路公司;石油领域,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性的石油交易中心,放宽、放开原油和成品油进口,打通国内外市场,允许地方炼油厂做大做强,同时开放上游勘探市场,包括页岩气勘探市场;在电信领域,允许以民营资本为主发起形成大的电信运营商,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促进创新。

  三是以降低成本为重点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换。

  四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和对内放开。

  五是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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