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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6月07日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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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笑骂中讲述历史和哲思

  修崃荣所著《古今一本通》是一部写法十分奇特的书。

  首先,他尽管说了许多理论问题,却极少有理论专业的语言。他用的是普通民众聊天、对话交流的语言形式,甚至是喜怒笑骂,讲述了诸多古今中外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

  其次是价值取向明确,反映了社会上一般民众对主流社会价值的基本看法。也表达了其所思所想和所聊所侃积淀下来的问题意识和历史文化的承担精神。可谓是十余年来对我国由下至上的文化热和国学热的通俗解读和对当今社会及人类文明面临的调整、转型的一种理解和诠释。

  《古今一本通》之第一侃,是谈历史,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意为,要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或任何一个想要获得全面知识的人,至少应该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我从哪里来?我的哪些知识是祖先传给我的?我的祖先是怎样生活的?

  在《古今一本通》的作者看来,历史就是一个民族最珍贵的财富,是不能容忍被别人随意篡改和曲解的。作者引证了鲁迅的话说:“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因此,不了解中国历史,便无法理解中国文化是如何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因此,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智慧,及其所包含的社会人生道理。

  然而,究竟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传统?

  《古今一本通》之谈历史,即遇上了一个在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顾颉刚先生与疑古思潮的功过问题。

  《古今一本通》在其第一侃中,用较长篇幅批评了顾氏的疑古思潮。其中特别是顾氏的“东周以前无史”说和“大禹是条虫”之“禹虫”说,曾困扰了中国几代人。可以说,顾氏这两条历史成见,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乃至中国人的历史文化情感、文化心理,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和伤害。就此而论,我们不能责怪《古今一本通》对顾颉刚先生的大不敬言论。因为我们在历史文化讨论中,学术研究和社会大众文化认知,不是同一的层面上的问题。

  其涉猎之广,探讨之深,着实让人惊讶。

  记得在五、六年前,我曾经读过一本他写的书,并为其写过序。那是一本用报告文学形式写的书,书名为《修涞贵与修正哲学》。在那本书里,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通过对修正哲学和修正文化的研究,发现“古往今来人类的错误只是两个,一个是过分,一个是不及。”

  至于修正哲学在哲学思想领域如何定位,尚待时间的检验。但是,把古人提出的“过犹不及”,归纳为人类错误的两种表现形式,应当说是一个创见。

  在这本书里,他又延伸了这个观点。譬如,他说在读《中庸》的时候,发现其中有“执其两端,取其中与民”的话,却一直没有讲“执其两端”执的是什么?两千多年来的解释多种多样,有的说执的是善与恶、有的说执的是阴与阳。而他认为,这两端一头执的是应当是“过分”,一头执的应当是“不及”。取其“中”就是取“致中和”。我认为,这种说法,至少不为别人论及,应当引起我们专业学者的注意。

  与此同时,他还用“过分”和“不及”的观点,评论前苏联政权的消亡,用两个“致中和”来评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都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特别应当提及的是,他对《周易》的研究和论述。他在以《史记》中文王囚羑里以演《周易》为信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周易》是周文王“政治遗嘱”的说法。并且还用大量篇幅,注解了六十四卦的前八卦的卦辞,试图予以验证。如果未来能发现更多的佐证,证明周文王确实曾被囚禁在羑里,“政治遗嘱”这个说法,也许会更有说服力。

  至少,在古往今来诸多研究《周易》的理论研究和著作中,还是第一次有人提出《周易》是周文王“政治遗嘱”的说法。我认为,应当视为《周易》研究的一个收获。

  还有他所提到的《周易》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也很有新意。继而提到马克思主义可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密结合的“缘分”,都会对学术界一直争论的问题,提出一些新解。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对自身和社会发出许多疑问,修崃荣也是同样。他试图通过自学和研究解答一些疑问,并获取答案。基于他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生活阅历,他对一些问题看得很透彻,既有前人未曾提过的创见,也有别具一格的新说。但是,由于基础理论的缺乏,一些问题就难免产生误解和歧见,甚至是硬伤,这都是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补充和提高的。

  尽管本书的文章都是在四、五年前,甚至是七、八年前写的,语言和表述大都还带有情绪化的色彩,这也许是许多作家写政论和理论文章的特点。比如他对顾颉刚的评论,许多言语都显得过激甚至是尖刻。还有,在诸多议论中,多处使用了结论式的语言,这也是今后应当加以避免的。

  在提倡个性化思维的环境下,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在修崃荣对社会的认识和人生思索中,他看到了由于“文革”影响而几乎成为文盲的一代人。他声言要为这些人写本书,以填补他们当年失落的缺憾。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文关怀。

  必须承认,向大众传播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我们的哲学家们和专业的哲学工作者们做的都很不够,甚至是难以做到。因为我们很少有人能够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甚至用俗语和俚语来解释古代语言和深邃的哲理。修崃荣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他是在用小说,甚至是戏剧语言解释枯燥的理论,能够让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也能够看得懂、听得懂,这也实属难能可贵。

  掩卷思衬,我想,如果这本书的出版,要是其中关于“过与不及,是人类两种主要错误形式”的说法,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并予以讨论和争论。也许,通过这些争论,会使我们避免和少犯一些错误。这对上到国家民族,下到黎民百姓,都是会有些好处的。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国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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