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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4月05日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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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玲与茅于轼:女子护卫男子

  ■刘俞青 周岐原

  在遭受长期病痛折磨后,赵燕玲的身体奇迹般好转。她早年出生于富商之家,曾是一名助产士,如今已80岁,承担了所有家务,并负责照顾茅于轼——她85岁的丈夫,中国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之一。

  有难同当

  在59年的婚姻历程中,温婉、隐忍的大家闺秀赵燕玲不曾在茅于轼遭受困境时转身离去。

  1958年,茅于轼因为发表对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的意见被打为右派。

  之后,赵燕玲被要求与丈夫划清界限、脱离婚姻关系,她拒绝了。

  “我认为他是冤枉的,他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的人。”赵燕玲解释,“夫妻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岁月带给他们动荡、病苦与衰老,也赠予他们幸福、优雅、智识,以及漫长而稳固的婚姻。

  茅于轼于1929年出生在南京。祖父茅乃登,曾任清朝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副长;外祖父陈希濂,光绪时的进士;父亲茅以新,著名的铁道机械工程专家;二伯父茅以升,一代桥梁大师;大伯父茅以南,日本“海归”。

  和茅于轼一样,妻子赵燕玲也出生在江南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烜赫一时的商人,父亲在张家口经营一家蛋厂。她和家人住在苏州的深宅大院,过着阔气生活,家里请了几个保姆,雇有车夫。

  1937年抗战开始,茅于轼的父亲不得不带着一家人颠沛流离,“12年的小学中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茅于轼告诉记者。同期,赵燕玲家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父亲被迫卖掉工厂回到苏州。但她们一家并没有选择跟政府一起撤离,而是留在了沦陷区。

  茅于轼说这是他们两家的最大区别: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但商人就不同,只要有生意做就行。

  茅于轼的这句话某种意义上指向两人的区别,一个看重公共生活,一个更在意私人生活。

  贤内助

  由于丈夫一门心思放在事业上、学术上,体弱多病的她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和更为琐碎的事务上,伺候老人、照看孩子、应付各种人情往来。

  有时候,赵燕玲会跟外人一样,称呼茅于轼为“茅老”。但更多时候,她视茅于轼为一个固执、丢三落四、需要照顾的男人。她所做的事情不像茅于轼那样为了群众和国家,而是遵照夫妻和生活的法则,细致耐心地支持和照顾丈夫。但她的生活逻辑,支撑、保护着茅于轼的家国逻辑。

  茅于轼每天的时间从6时开始。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书房开电脑,然后趁电脑启动的时间去上厕所。

  他将自己笔记本电脑的开机时间控制在40秒以内,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就会给助手张林打电话,让他过来看一下。“他觉得浪费时间是一件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在接受采访时,张林说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茅于轼叫去帮他检修一次电脑。

  晚年的茅于轼在网络上发表自己对经济、政治、社会等事件的看法,同时回复各种各样的邮件。很多邮件内容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求助,一些人还会向他借钱。

  在这方面,茅于轼几乎有求必应。他和赵燕玲晚年为数不多的矛盾也常常因此而起。有时,茅于轼瞒着夫人偷偷给陌生人寄钱,赵燕玲发现后就会数落他。她解释,自己不是心疼钱,而是担心茅于轼被利用。

  “现在骗子那么多,谁知道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帮助人这件事上,她觉得茅于轼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原则。

  每逢这样的时刻,茅于轼都报之呵呵一笑。这是他化解矛盾的方式之一。“他是不愿意吵架的人,我也不愿意吵架,所以两个人还好,不吵架。”赵燕玲说。

  书房的默契

  就在茅于轼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在已用了多年的笔记本电脑上一件事一件事地切换着他与外界的联系时,赵燕玲则忙着一日三餐、家务,并客串茅于轼的前台:接电话、复印文件、发传真、寄信……

  在个人生活上,赵燕玲说茅于轼是一个完全没有要求的人。问他想吃什么饭,他会说“你烧什么我吃什么”。在飞机上选餐,问他要牛肉的、鱼肉的还是鸡肉的,他说“你吃什么我吃什么”。

  在穿着上,茅于轼也很少讲究,每天穿什么衣服都是赵燕玲负责打理。她记得茅于轼最近一次买衣服是在2012年,买了一件燕尾服,为的是去美国参加“弗里德曼自由奖”的颁奖仪式。“你要想虐待他,容易得很。”赵燕玲笑着说。

  早些年,赵燕玲还有看报、读杂志的习惯,现在由于视力下降的厉害,最多也就看看新闻标题。视力不好,她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衣服了。茅于轼曾经在文章中表扬她:“非常能干,会做衣服、织毛衣,我的衣服从衬衫到外衣都出自她的手。”

  被时光一起消磨掉的,还有她年轻时候的爱好:看越剧、读小说。

  好在,一年前,她学会了使用电脑,有时候她会帮茅于轼收收邮件;女儿几年前送给了茅于轼一个iPad,她也会玩了,闲下来时她会在上面玩会儿单机版的麻将。

  没有外人来访时,赵燕玲和茅于轼通常一个在书房,一个在客厅,各忙各的。“有的时候想进去看看他,又想,别捣乱了。所以有的人就问我,你这样的话,好像挺枯燥乏味的吧,我说习惯了也不闷,也挺好的。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互不干扰。”赵燕玲说。

  经济学家的保姆和保镖

  赵燕玲正式成为茅于轼的贴身随从是从茅于轼80岁后开始。之前,他也会陪同茅于轼出现在一些场所,但并不多。

  当年激昂的经济学家和优雅的女士如今开始相依为命。赵燕玲一个人在家里,茅于轼不放心;茅于轼一个人出门,赵燕玲不放心。

  赵燕玲觉得茅于轼是个事业上的强人,生活中却是一个弱者。“让他在家里拿一样东西也拿不到,每次出去,总是丢三落四。”说起茅于轼出门丢过的东西,赵燕玲一口气举出钱包、身份证、衣服、领带,甚至牙膏、牙刷、拖鞋这样的例子。

  茅于轼出门很讲究,很少用酒店提供的东西,能自己带的他都尽量自己带。最让赵燕玲担心的是,随着年纪的增大,茅于轼走路不那么稳了,“他是低血压,有时候脑供血不足”。她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偶然陪同茅于轼参加一个活动时,他上台之前突然说:头晕,要倒。

  从那以后,赵燕玲开始寸步不离茅于轼。出门帮他收拾行李,坐车帮他开车门,扶他上下台阶,帮忙拿他脱下的外套,饭桌上为他夹菜,大声转述别人对他的问候……

  她所说的保护不只是防备茅于轼突然头晕或走路跌倒,还包括防范来自极端反对者的人身伤害。这些时候,赵燕玲都陪在他身边。

  赵燕玲并不完全赞同茅于轼的做法,但她从未停止支持他。有时她会劝茅于轼少说儿点,说过就算了,“但他还是坚持他的原则,那是他的自由,我也干涉不了”。

  赵燕玲的人生极少直接参与政治。有时候她认为,茅于轼的观点可能太超前,一些人无法理解,才会恶言相向。

  她极少关注网上对茅于轼的评价:“会被气死,还不如不看。我主要照顾好他的生活、关注他的健康就好了。”

  (原载《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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